辛亥革命前互挖墙脚 孙中山与梁启超撕破脸皮

原标题: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五:初试革命

本文摘自《走向共和:你所不知道的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裴钰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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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保皇好比两座山峰,在山峰间走钢丝的人,无论动机多么善良,都往往摔得粉身碎骨。1899年,革命党决定联合各地会党,在湖南、湖北、广东同时发动起义,是年冬季,会党各大门派的头领齐赴日本,拜见孙中山,决定将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合并,组建
兴汉会,孙中山为会长。革命党有了武装,有了人马,但是,唯独自身财政困难,苦无经费,没有财力补给会党,会党头领不管什么革命理想,见饷才出力,革命党没钱没饷,这让各大会党头领大为不满。梁启超闻讯,心生一计,极力劝说康有为用资金买下这股会党力量。在北美华人圈里,康有为深孚众望,四处募金,所得很多,财大气粗。这时,康有为有了巨资,正想招募一支武装,起兵勤王,所以,他采纳梁启超的建议,对会党组织许诺加以巨资援助。言必行,康有为交给维新派骨干唐才常2万银元,由唐才常出面,交际会党,各大头领见钱眼开,纷纷脱离兴汉会,转而接受保皇党的指挥。趁着革命党经费困窘之际,保皇党挖了墙脚,夺走了这支武装,开始制定自己的勤王计划。孙中山见保皇党用金钱拆散了自己和会党的联盟,并不着急,因为,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将,有本领上阵拼杀的军事主将,都是革命党人,比如留日学生吴禄贞[注:
吴禄贞(1880-1911)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字绥卿,湖北云梦人。1896年怀着为国雪耻的志愿,毅然投军。与孙武、傅慈祥等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成为挚友。]、林圭。而且,孙中山需要联合一切反清的力量,决定委曲求全,继续向梁启超示好,退而求其次,辅助保皇党发动这次武装起义。革命党在日本镰仓开会,坚持推进自己的湘鄂粤起义计划,并派吴禄贞面见唐才常,表示革命党全力支持你的起义。唐才常有饷无将,正在发愁,见革命党如此宽宏大量,极为感动。1899年秋,经革命党人毕永年的介绍,唐才常来到日本横滨,将自己的起义方案提交给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可行,便派吴禄贞、林圭、傅慈祥三人加入唐才常的队伍。梁启超乐见革命党襄助起事,因为,保皇党人多为秀才、官僚和工绅,不懂领兵打仗,他默许唐才常接近革命党。保皇党出钱,革命党出将,两派鼎力支持唐才常,这让唐才常大为兴奋!唐才常,字伯平,号绒丞,又号佛尘,湖南浏阳人,是谭嗣同的挚友,湖南维新派得力干将,与谭嗣同等人合办湖南时务学堂,全心投入戊戌变法[注: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的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康梁是他的老师和同志,自己必须遵循他们的保皇主张;另一方面,慈禧太后[注:
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名杏贞[1]。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诛杀谭嗣同等人,又让他对清廷极其愤恨。光绪与共和,哪个更重要?保皇党选择前者,革命党选择后者,而唐才常则十分困惑,他对保皇党就说起兵勤王,迎接光绪复辟,对革命党则讲保国兴汉,推翻清朝,思想游离,立场两面,时人批评他是两面派,他自己也有苦难言,不胜烦恼。11月,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芝区红叶馆,梁启超举办送别会,为唐才常、吴禄贞、傅慈祥、林圭等人归国起义壮行。孙中山出席,梁启超举杯豪言,两派起事成功,会师北京!双方都力捧唐才常一人,一时间,革命党和保皇党亲密合作,气象一新。唐才常兴冲冲地回到上海,与林圭等人创建正气会,秘密展开反清活动。拿着保皇党的饷银,自然要贯彻保皇党的主张,康有为认为正气会纲领的革命色彩太浓,应该突出保皇思想,便让唐才常增加一句
君臣之义如何能废,令忠君保皇的思想成为基调。康有为又觉得正气会的名字不佳,便改名为自立会,表明要自立勤王,应还光绪之意。1900年7月,在上海张园,自立会举办了中国国会,由容闳任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帝党干将文廷式成为中坚人物,众多地方官吏和地方乡绅纷纷加入,成为保皇党在内地的核心机关。康有为见如此气象,复辟大业有望,意气风发,专门给各埠保皇会写了一封豪情万丈的信,高调宣称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将来迎上南迁,表明自己的政治计划是,在上海成立保皇新政府,迎接光绪帝南下。在成立中国国会之前,康有为决心踢开革命党,自己单干一场。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启程去檀香山,准备筹建保皇会。出发前,梁启超哄骗孙中山说,自己去檀香山游历,想拜访孙眉和当地兴中会同志。孙中山不明就里,便慷慨引荐,在檀香山,梁启超被当地党人引为革命同志,骗取了他们的信任和尊敬。这时,令革命党万万没有准备的是,梁启超对当地党人说,自己名义上保皇,实际上革命,不用分得非常清楚,哄骗党人加入保皇会,很多同志不明真相,纷纷中计。三个月间,梁启超竟然挖走了当地兴中会的多半会员。孙中山再也无法容忍,公开发表文章,抨击梁启超背信弃义,梁启超也猛烈反击。于是,双方撕破脸皮,分道扬镳。这时,北方义和团兴起,陆续涌入北京城。局势骤然紧张,康有为命令唐才常加紧起事,唐才常不敢耽搁,迅速赶赴汉口,在前花楼宝顺里设立起义司令部。唐才常搞军事,还得依靠革命党人,在林圭的协助下,组建自立军,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军,布置在湖南、湖北、福建和江西等地,唐才常自任总司令。五个军的统帅无一人是保皇党人,革命党在事实上控制了自立军。孙中山立刻部署起义方略,下令在广州、惠州同时起义,以相策应,预定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庆,大通、江西、湖南同时起义。康有为恍然大悟,发觉唐才常队伍,已然变成革命党武装,难道自己出钱出饷要为革命服务?!他越想越气,恼羞成怒,严令唐才常要么撤换吴禄贞、林圭等人,要么解散自立军,重新组织保皇党自己的军队。唐才常据理力争,起义已然万事俱备,现在不应拘泥于党派纷争,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康有为认为唐才常变心,一怒之下,掐断了唐才常的经费接济,给自立军以致命一击。康有为临阵断饷,大大激怒了前线革命党人,纷纷要求唐才常删去国会纲领中保皇忠君的词句,与康有为决裂,但唐才常执意不肯,将起事延期,改在8月23日,然后,连续向上海拍电报,苦求康有为重开接济。就在自立军内讧之际,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8月9日,大通义军竟然自行起义,唐才常的部署全盘大乱!原来,8月上旬,唐才常派维新派干将秦力山,到大通秘密联络,收效很大。哥老会会员、安徽巡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向义军秘密运送军械,大通哥老会首领符焕章、秦老耀等人散发富有票,广泛扩大组织。秦力山又广泛联络南陵,青阳,裕溪等地会党,策反了清军长江水师驻大通的一营士兵。可是,会党成分极其复杂,8月7日,起义机密被泄露,此时,秦力山并不知道唐才常已经推迟起义,便于8日上午,率领自立军数百人如期发难。清军大通水师的四艘炮船,首先反戈,炮轰督销局、厘金局,清营参将张华照被迫投江自杀,反正的水兵一举俘获八艘厘卡炮船。自立军迅速攻占大通镇。为了壮大声势,秦力山将准备好的文告和号令,迅速赶印张贴,这些文件的核心主旨是:请光绪皇帝复位,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秦力山迎光绪复辟的告示,让自立军内部矛盾总爆发,革命党人不可能为光绪帝卖命,章太炎愤然剃发,以示决裂,党人毕永年和唐才常激烈辩论,力主去掉保皇主张,未成,痛哭而去。党人吴禄贞任前敌总司令,见此告示,感到自己为光绪复辟而战,是奇耻大辱,愤而出走,回到日本。革命党一撤,自立军也就垮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闻知大通起事,迅速搜捕反党,一个剃头匠认出了唐才常,向官府告密,清军随即破获宝顺里的总机关,唐才常被捕,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头颅被高悬示众。张之洞大开杀戒,屠杀了200名湘鄂维新派人士。8月9日,福建巡抚王之春迅速调集重兵进攻大通,两江总督刘坤一调派龙骧、虎威、策电三艘兵舰,会合长江水师,水陆会剿秦力山部。自立军大败,退出大通,在横港、杨家山、汀家洲、南陵等地,势单力薄,屡战屡败,秦力山一人力战突围,全军殉难。康梁临阵断饷,背信弃义,不久就遭到清算,秦力山、陈犹龙等维新派人士逃亡日本,秦力山毅然宣布和康有为、梁启超绝交,陈犹龙更是率众要找梁启超算账,梁启超羞愧难当,被迫藏匿到横滨。不久,陈犹龙和章太炎发起成立支那救国会,和保皇派正式决裂。由于做出临阵断饷的大不义之举,康有为在国内名誉扫地,再无一人支持他起兵勤王。而张之洞的大屠杀,更令国内改良派、保皇派人士对清廷彻底寒心,无论他们是倾向立宪,还是倾向革命,总之,唐才常的人头,血淋淋地告诉时人:清廷专制必须结束!

蔡锷(1882-1916)

1898年,维新派领导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无情地证明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行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这使一部分有志之士逐渐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道路产生了怀疑。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宣传的革命主张逐步为这些有志之士所接受,促使他们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唐才常等人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唐才常,字黻丞,后改佛尘,1867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城孝义里,1886年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名入泮,随后入长沙岳麓书院肄业,兼在校经书院附课。1891年冬,应四川学政瞿鸿禨之聘赴成都,任四川学署阅卷兼教读。1894年春,考入武昌两湖书院。1896年,返长沙,积极与当时士绅及知识界联络,以为推行新政之图。1897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唐才常与谭嗣同等在湖南积极响应,任《湘学新报》总撰述,并在浏阳创办算学馆、群萌学会,大力宣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大声疾呼变法图强,成为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1898年,唐才常任《湘报》总撰述,梁启超赴沪后,又受聘为时务学堂中文教习,日以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又勉励诸生熟读《黄书》《噩梦》《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书,发挥民主民权之说。9月,唐才常应谭嗣同之邀赴京,准备参与新政,但行至汉口得到慈禧发动政变、谭嗣同等被杀的消息,悲愤至极,遂折回湖南,前往上海,与同志筹谋应变。旋赴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一方面同康、梁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与革命党人接触,谋充实力量挽救国家之方法。1899年秋,唐才常由毕永年引见,于横滨会见孙中山,商讨湘鄂及长江起兵计划,甚为周详,得到孙中山的认可。关于两派合作问题,孙中山亦慨然许诺。唐才常遂与孙中山订殊途同归之约。同时,唐才常与康有为时通声气,共图起义。随后,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商定,康、梁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唐才常等人回国运动各省会党和新军发难。唐才常与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人启程回国前,梁启超、沈翔云等在红叶馆为他们举行饯别会,特邀孙中山、陈少白及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平山周等陪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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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1867~1900)

同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创办正气会,以联络爱国正气之仁人君子,共图救国方略。1900年春,唐才常在上海与各地同志积极联系,策划依靠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发动起义。5月,唐才常决定改正气会为自立会。7月26日,唐才常邀集社会名流和会党首领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以保国保种为号召,成立“中国议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任总干事,林圭、沈荩、狄葆贤为干事。8月2日,唐才常组成自立军,自任总督办,下设七军:中军为自立军本部,由林圭、傅慈祥统领,驻汉口;前军由秦力山、吴禄贞统领,驻安徽大通;后军由田邦璇统领,驻安徽安庆;左军由陈犹龙统领,驻湖南常德;右军由沈荩统领,驻湖北新堤(洪湖县城关);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参与起义的武装力量发展十分迅猛,人数达10万人之多。唐才常等人于是决定,起义于8月9日在汉口发动,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

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时,东京大同学校的学生林圭、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人积极参与。蔡锷见同学们纷纷参加,也要求回国参加起义。而唐才常考虑他的年龄尚小,不想让他过早地卷人险恶的社会斗争中,因而没有同意。但“同学既行之后,松坡心不自安,旋亦毅然变计,只身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唐才常见蔡锷意志如此坚定,不忍心拒绝他,只得同意他参加起义,于是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去湖南给威字营新军统领黄忠浩送信,请其在自立军武汉起事后,率湖南新军响应。黄忠浩是唐才常的好友,湖南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他与唐才常过从甚密,赞同变法。蔡锷风尘仆仆赶到湖南长沙,将信交给了黄忠浩,而黄忠浩看信后认为唐才常要在清廷设有重兵的武汉起事,准备又不充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并不认可唐才常的计划,但对蔡锷却十分有好感,硬把蔡锷留在营中,“商论数日是,未即遣行”。

到8月9日即原定起义日时,由于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唐才常等人只得将起义日期后延。然而安徽大通自立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按原定计划于9日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闻讯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大通自立军起义终因兵力不敌,于11日失败。就在大通自立军发动起义的当天,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上,抵汉口指挥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此时大通起义失利的消息传来,湖北清军又蠢蠢欲动。唐才常、林圭等人决定破釜沉舟,于22日在汉口起义,湘、鄂各地同时并举。不料事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21日晚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23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英勇就义。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最终归于失败。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黄忠浩为蔡锷觅得一艘洋商货轮,并派几个亲信兵弁,乔装改扮,护送他离湘去沪,再逃往日本。自立军起义前夕,梁启超也从日本秘密潜回上海,唐才常等人被捕后,他曾希图营救,但为时已晚,无可补救,只得离沪往新加坡晤康有为。后来,他也曾回忆了蔡锷参加起义之事:“那时因蔡松坡年纪还小,唐先生不许他直接加入革命事务,叫他带信到湖南给黄泽生先生。黄先生是当时在湖南带领新军的,他是罗忠节公的再传弟子,生平一切私淑罗忠节公;他虽然和我们同志,却认为时机未到,屡劝唐先生忍耐待时。他不愿意蔡松坡跟着牺牲,便扣留着不放他回去。松坡当时气愤极了,后来汉口事完全失败,黄先生因筹点学费,派松坡往日本留学。”

这次起义的失败和师友的殉难,给蔡锷以强烈的刺激。返日后不久,蔡锷以奋翮生的笔名在《清议报》上发表《杂感十首》:

拳军猛焰逼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

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沈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圣躬西狩北廷倾,解骨忠臣解甲兵。

忠孝国人奴隶籍,不堪回首瞩神京。

归心荡漾逐云飞,怪石苍凉草色肥。

万里鲸涛连碧落,杜鹃啼血闹斜晖。

𠦜年旧剧今重演,依样星河拱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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