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流动儿童:betway必威体育受教育条件差 超八成存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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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则瑾

中国每100名儿童中,就有13名流动儿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7岁以下流动少年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半月谈记者近日走访生活境遇不尽相同的流动儿童发现,他们处在高低不同的“夹心层”里,即生活在不城不村的地域环境中,面临着难留难归的现实困境。

《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5月27日在上海举办新书发布会。记者沈则瑾摄

betway必威体育 2资料图:西宁流动儿童,正在社工和教师的帮助指导下进行绑腿走,分组对抗。 佘丽莎

《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今天在上海财经大学新书发布。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和《上海证券报》记者金嘉捷总结了从2008年开始在上海进行流动儿童调研的研究成果。

我生长在城里,就是城里人吗?

该书是冯帅章和陈媛媛从2008年开始在上海进行的流动儿童教育方面调研的研究成果。基于对上海5个区20所小学近3000名学生的跟踪调研数据,本书从学生、家长、老师、学校以及政府政策等层面,分别对流动儿童、本地儿童、公办学校和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与分析。作者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总结了上海在2008年到2013年在流动儿童教育方面的经验,对流动儿童教育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班主任李牧凌真正注意到凤凤,是班里鼓励孩子在教室种绿植的时候,凤凤说她不种花,只种草,因为小草顽强。

该书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全面解剖了公办民办学校的质量差异,指出流动儿童教育困境源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城市新二元结构,解决之道在于流入地政府要解放思想,消除体制壁垒,放开教育资源。

后来李牧凌翻看孩子写下的“成长足迹”才知道,凤凤10岁那年,妈妈离家出走了,她与父亲、哥哥相依为命。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说,冯帅章和陈媛媛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既有基于大量的调查和数据的严谨实证计量分析,又有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书中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的源起、演变及政策方面的详细阐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大视野。流动儿童问题目前远没有解决,仍是我国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

17岁读初三显然超龄——凤凤读三年级时,就读的民办小学关闭了,父亲带着她辗转到北京一所偏僻的公办小学报名。校方说入学可以,但必须从一年级读起。于是,8岁的凤凤又从头开始上学。

目前,在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的背景下,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入学门槛有所提高,很多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入学问题得不到解决。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举行新书发布会,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受教育权利问题,希望这些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

出租房距学校有20公里,凤凤周末回家常常是一个人。父亲随装修队在外地干活,哥哥在辽宁当兵。

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儿童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有3580万的流动儿童和6100万的留守儿童,这一亿儿童的教育,是目前我国教育公平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我国城镇化发展已有20多年,现在很大一部分流动儿童已是二代甚至三代移民。这3500万流动儿童里有58%的流动儿童,是在城市出生的。在上海,有34%的流动儿童是在上海出生的。在城市中长大的他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心目中自己就是城市孩子,不能达到城市入学要求而不得不回老家读书,未来这些孩子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宿会有很大问题。

2015年,为办身份证,凤凤跟着父亲第一次回到老家四川井研县,住在亲戚家。“同桌吃饭,家乡话我完全听不懂,可我喜欢那儿的空气、风景,还有橘子。”

近年来,我国在解决流动儿童教育方面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有效解决。总体来看,目前有近80%的流动儿童是在城市中的公办学校就读的。当然每个城市在实际落实政策上有很大的差异,以几个特大城市为例,2012年小学阶段北京有74.7%的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上海也超过了70%,广州和深圳仅有41%和46%。

去年底,临近期末,凤凤兴高采烈地告诉李牧凌老师,下学期开学,她给老师带四川最好吃的橘子。但离过年没几天,凤凤告诉老师,“不能回老家了”。

对于不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各城市之间的政策差异很大。北京这部分学生只能选择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截至2014年底,北京仍有127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62所未获审批。在这些学校就读需要由家长支付全部学费,仅有部分学校能够获得少量的政府补贴。此外,受政策环境和拆迁等影响,这些学校随时有被关闭的可能。

“我问她为什么,孩子低落地说,‘今年过年爸爸没拿到工资’。”说起这番对话,李牧凌眼圈泛红。

在广州和深圳,流动儿童就读的民办学校全部获得审批,学校环境也比较稳定,每学年学费在5000元到1万元之间,对于符合要求的学生,广州市政府提供1500元/年的学位补贴,深圳市政府提供最多不超过5000元/年的学位补贴。

betway必威体育,从出生就在北京的凤凤,讲一口标准的京片儿,可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我没有北京户口,高中都上不了,顶多算半个(北京人)吧。”凤凤低声说。

上海在这方面做得最好。2008年以后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和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都可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在市中心城区,所有的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在郊区保留160多所优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转制为民办学校,由政府补贴生均经费,全面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上海在2008年到2013年期间的政策,被很多人称为是流动儿童教育的理想状态。

尽管在北京一所公办中学读书,可谭平一天也读不下去了。“听说去河北打工,一个月包吃包住能挣3000元。1000元当生活费,2000元给妈妈治病。”

据陈媛媛介绍,本书反映的只是流动儿童教育中很小的一部分,从地域上来看,重点分析了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实际上我国不同城市教育政策有很大差异;从内容上来看,本书重点关注的是流动儿童在小学阶段教育问题,学前教育和初中教育以及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教育更难解决;从时间上来看,本书重点分析了2008-2014年间上海在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方面的实证数据。

16岁的谭平读初二,二弟谭祥和三弟谭帅都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读小学。

“2014年之后,在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背景下,对流动儿童面临的入学困境还没有进行特别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是我们正在做的新一轮调研的很重要的内容。”陈媛媛说。

谭平的父亲姓赵,山东泰安人,1999年来北京打工,结识了从安徽来的谭珍。因为没领结婚证,老赵家贫,孩子都随了母姓,在安徽落户。

他们住在北京正在拆迁的一片区域,十几平方米的砖房蜗居着5口人。门口堆放着垃圾和废品,一根麻绳上杂乱地搭着被褥、衣裤等,房里没有任何电器,家具都是好心人给的。这里不通自来水,老赵每天要从二里地外的工地接水。需要洗澡时,就把水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用。

这些年,老赵靠打零工养活一家人。谭珍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甲亢,每月医药费开支1000多元。今年5月,她又患上疝气,已无钱再治。

老赵说,如果不是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救助,以及民办学校对老二、老三生活费的部分减免,孩子们恐怕早已辍学。

小学时谭平还能考90多分,三四年前,家搬到这个不通电的拆迁区,谭平只好在电线杆下写作业,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在这样的生活境况里,老二老三也步了哥哥后尘,成绩越来越差。

前些日子,班主任告诉老赵,谭平和校外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在校门口抽烟。老赵心里着急,却不知怎么和儿子沟通。

可就算日子这样难,他们也不愿回老家。

“回家更没活找,一大家子怎么吃饭啊!”离家近20年,老赵和谭珍无意还乡,“日子过成这样,老家谁瞧得起你?还不如在城里熬着。”

受教育条件差,生活空间不断向城市边缘挤压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由于办学条件不达标,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属于办学“黑户”,学校不被承认、学生没有学籍,得不到财政资金支持,办学设施差,教师流动性大,课程开不满。

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授袁连生表示,从2003年开始,我国就提出对接受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在办学用地和办学经费上提供支持,但很多地方政府实际支持有限。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一种特殊的“初二优生转学”现象:到了初二后很多成绩好的学生开始转学,因为大城市异地中考政策限制多,有望考取普通高中的学生就被家长送回户籍地上学了。

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曾带领课题组,针对北京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的1866名初二学生连续5年进行调查。在1493名被成功跟踪调查的学生中,仅有不到6%的人上了大学,其中一半是三本或专科院校。

随着中心城区生活成本上升,农民工的生活空间不断向城市边缘挤压。上海交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认为,城市内部不同地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造成“夹心层”儿童受教育条件变差。

进入新世纪以来,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2001年,我国明确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2014年,又将“两为主”提高到“两纳入”,即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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