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来我所做关于平城京罗城门遗址和飞鸟京苑池遗址的学术报告

 

 

   
通过此次讲座,加深了中日两国考古学界的相互了解。使我们对日本古代城址建设及日本考古学发展状况等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我们今后认识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址提供了信息,对研究中日文化的差异亦给予了启发。此次学术报告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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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吉野ケ里遗迹

 

 

 

  总之,此次来日研修,受益匪浅,深感国际间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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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ay必威体育,考察太田古坟群

 

  二、考察考古遗迹

   
其后,东影悠和铃木一议两位学者,交替对日本飞鸟京苑池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介绍。该遗址为与日本飞鸟时代首都“飞鸟京”配套建设的池苑遗迹。对其的相关研究从1916年于此地发现与池苑有关的石制品开始。自1999年起,以石制品为契机,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的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已经进行了七次。池苑遗址的形制现已基本清晰,为中部以渡堤分割的南北两个水池构成,其中东影悠和铃木一议两位学者分别主持了南池和北池的发掘工作。南池平面为五边形,南北约55米,东西约60米,以卵石铺底,池壁用较大石块垒成,底部石块直径达1.5米,现存结构东高西低,最高处残约3米。池壁底部向内有宽约2米,高约0.3米的一圈台基遗迹,其中东侧、北侧台基上发现有等距离分布的柱子痕及木柱一根,怀疑原有木构建筑。原发现的石制品即位于南池南部及南侧岸上,应为一组流水景观部件。北池为南北长46~54米、东西33~36米,深约3米的狭长水域,其北侧有水道向北延伸,南北池中间的渡堤下亦有木制水管使两池相联。北池的东侧即飞鸟宫殿的方向,还发现有一片砂石铺成的广场遗迹。另外,在水道中曾有大量表示池苑机能性质的木简出土。两位学者指出此苑池的边缘均为直线,这是日本飞鸟时代的特征,可能是受百济国的影响。他们还提到,飞鸟京建设的时期日本受百济、新罗等国影响较大,到了以后藤原京、平城京的建设时期,即开始模仿中国方式,池苑变为曲池,规模也相应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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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遗产保护。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内容丰富,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在研修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遗址公园建设。日本的遗址公园建设很早就开始了,而中国的遗址公园建设基本上是从新世纪以来才开始提上日程,而中国目前已经建成的遗址公园还比较少,而在日本凡是十分重要的国宝级遗址基本都建成了遗址公园,如本人参观过的马见丘陵公园馆(马见古坟群)、飞鸟•平城宮迹、吉野ケ里遗迹等等。尤其吉野ケ里遗迹,在环壕复原、重要遗迹如房屋复建、墓葬地下展示等等方面,值得中国同类遗址如陶寺遗址公园、良渚遗址公园、牛河梁遗址公园等在建设中学习与借鉴。此外,根据需要重点展示,重要遗迹复建,与周围环境和谐,这些原则与建设理念是必须要思考的。

   
首先,由菅谷所长作了关于日本平城京罗城门的讲演。以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精彩的报告。“罗城门”是日本奈良时代首都之一平城京外郭的南门,在日本文献中多有记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最早对日本“罗城门”进行研究的是中国学者王仲殊先生,但是一直以来由于地上物变迁,文献记载不详等原因,关于罗城的具体位置等一系列问题均不甚明了。近年来,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平城京一带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通过最新的考古发现,结合附近地名、文献等资料,现基本可对“罗城门”的位置、形制、与城市规划的关系等问题,得出较为清晰的认识。“罗城门”基本位于平城京中轴线朱雀大路的南部,门址为东西约9米,南北约18米的木结构建筑,门两侧城墙只有1.5米宽,与中国传统夯土城墙不同,疑为内有木柱,上有覆瓦的结构。考古发掘同时还发现门址和城墙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宽约3.5米的水沟,沟内出有陶马、铜铃等文物。菅谷所长提出,日本的“罗城”一词,应是日本奈良时代派遣到中国的遣唐使由中国带回的,但是传入日本后,与中国古代的“罗城”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其意义发生了变化。他同时还提出像这样的词在日本还有很多。

 

 

 

   
2013年2月27日,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菅谷文则、主任研究员东影悠、铃木一议等一行三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访问,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考古所白云翔副所长、陈星灿副所长、汉唐研究室主任朱岩石及多位相关学者出席了演讲会活动。

  五、研修感想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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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九州岛历史资料馆

   
会上,日本学者还和我所的研究学者们做了积极的学术探讨,就我国古代城址的形制、唐大明宫太液池等池苑的情况等信息进行了相互交流,效果良好。

  4、国家形成理论。本人近些年一直关注国家形成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研修期间,在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把日本学者有关国家与文明起源的专著与论文通读了大部分。在很多方面,中、日对国家形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大体是相同的,如社会分层、社会复杂化、王权的形成、威信财的上层交流以及聚落考古的方法等等。除此之外,还参观了一些年代上处于日本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遗址,如吉野ケ里遗迹、板付遗迹、平原遗迹等等。我们发现日本古代国家形成时期也是日本农业种植逐渐形成和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是社会分层与复杂化的物质基础,这一方面与中国极其相似。另外,礼制性大型建筑、威信具分配、王的出现等等都是国家形成的表现特征。而且在伊都国相关遗迹也明显的存在天文观测的迹象,这又与中国陶寺遗址天文观测指导农业生产的国家行为有着相似之处。可见,国家形成的时期应该也是科学宇宙观与世界观的原始形成时期。

  本人于2014年11月8日参加第33回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公开讲演会“大道を置く”。2014年11月12日,拜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冈村秀典先生。2014年11月20日,拜访和歌山大学经济学部王妙发教授。2014年12月20~21日,参加金泽大学国际文化资员研究中心主办的“良渚遗址群与中国文明的起源”讲演会,发表《中国新石器時代都市山西陶寺遗迹的发掘调查》。2015年1月15~16日,在南山大学人文学部讲演,发表《近年陶寺遗迹新发现与中国初期国家的形成》。2015年2月14日,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系讲演,发表《陶寺遗迹近年新发现及其意义》。2015年3月3日,受宫本一夫教授邀请,以“中国中原地区文明与国家的形成”为题在九州岛大学中国考古学会讲演。通过学术交流不仅了解了日本考古学的一些理论与研究方法,而且还与一些大学达成了互相合作发掘和交流的意向,如共同研究与调查著名的中国山西陶寺遗迹。

  2、公众考古。考古走向大众是考古学科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然而在中国,公众考古却是近些年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而在日本,公众考古起步较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从遗址现地会、公开演讲会等等,到博物馆的模拟考古、情形再现,甚至细微到陶器修复、印章留念等等,社会大众都是可以广泛参与的。这些在中国基本上还做不到或者说没有去做,个别考古机构也只是刚刚尝试开展这些工作。所以日本公众考古的这些做法很值得中国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加以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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