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在临淄工作站举行betway必威体育

 

北城墙剖面
 

 

  赵益超介绍了临淄东古城村北遗址的发掘情况。东古城村北遗址位于临淄区齐都镇,南距齐故城北墙约300米,与临淄齐故城关系密切。为配合济青高铁建设,于2016年6月至9月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便于考古发掘和管理,根据地理地形将遗址自东向西分为4个发掘区。1区位于东端,主要发现汉代制骨遗存、春秋墓葬及西周时期居住遗址;2区位于中部偏东,主要发现周、汉墓群;3区位于中部偏西,该区主要为战国至汉代遗存,发现有灰坑、灰沟、墓葬等遗迹,综合判断可能为当时遗址边缘的洼地;4区位于遗址西部,发现有周汉时期道路、墓葬、房址及灰坑等遗迹。经本次发掘,对于了解临淄齐故城以北区域的文化内涵有很大帮助,应将其纳入临淄齐故城的文化景观中加以整体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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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来玉)

  龙山早期发现黑灰褐堆积层和1窑、1坑,遗物可见鼎、白陶鬶、钵、罐、器盖等。春秋中、晚期窖穴区位于西北部地势较高处。南部为东周墓地,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发掘各类墓葬53座。瓦棺葬3座,瓮棺葬5座,中小型竖穴土坑墓45座。基本呈南北向,头向北。长3.20-4.2米,宽2-3.5米,最大者南北长6.2米,东西宽4.8米。葬具多呈一棺一椁,少见2椁1棺,一椁2棺和单棺。葬式基本可见仰身直肢葬。盗扰严重。墓葬东西向排列,大致分4排,排列规矩,有完整规划,由南向北而葬。大部为并穴墓。在墓区东部,发掘瓦棺葬3座,瓮棺葬4座。时代也为战国时期。墓地北部为东周、汉代沟和路。器物多放置于棺椁之间,种类有铜器(109件)、陶器(79件)、玉石器(10件)、骨角器(24件)等。铜器有鼎、簋、盘、匜、豆、周、敦、车马器、剑、戈、殳等,陶器有盖鼎、盖豆、壶、罐、鬲、盂、卮等,玉石器有圭、猪龙等,骨角器出土彩绘鹿角,骨梳、骨串饰等,另外出土有大量贝币和一件金器残片。曲阜老农业局遗址发现有目前鲁城内最早的龙山早期遗存,为了解古文化源脉提供了资料;东周时期遗存丰富,呈现“聚族而居、聚族而葬”
面貌,墓葬规划整齐,为“士”一级墓地。遗物众多,M6出土青铜器鼎和陶罍在滕州大韩墓地出土有同类器,为解读该区域古国、古文化面貌提供重要考古材料。
 

  崔圣宽介绍了2016年定陶王陵M2的发掘情况,共发现墓道、墓道两侧夯土台及柱洞、墓坑周边版筑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墓道为东向,长21米,南北两侧皆版筑墓壁,木板皆已撤除,并发现系拉夹板麻绳及堵挡木板的穿棍所遗留的清晰痕迹。墓道底部铺垫有青砖,并有薄砂层,基本与木椁墓室下部二层台深度一致。墓道南北两侧各有版筑夯土台,形如阙台,夯土台内外两侧皆版筑,并随深度增加逐层扩大,两台东部各有四个间距4米的方形柱坑。墓坑外围有一大型版筑夯土台,简称内台,台外围贴护木板逐层向上缩小夯筑而成,在对该台西南角进行逐层揭露时,发现大量车辙痕迹,车辙宽度约1.5米,另有少量牛蹄迹象。内台之外又围筑一周夯土台,简称外台。台面斜坡近平,最高处与内台外边缘同高。外侧斜坡下延,坡度较大,外坡边不甚规则,边缘皆斜向棍夯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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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军介绍了东阿大秦寺院遗址工作收获。大秦水库位于东阿县铜城街道大秦村,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埋藏文物,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阿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进驻现场并组织发掘。在前期的工作中,初步探明水库内存在一座寺院遗址和一个村落遗址。寺院遗址东西宽约100米,南北长约90米,延续时间可能从北朝直到五代宋初,期间经过多次兴废,最后一次废弃后被黄河淤没。遗址内发现有北朝碑和石造像底座,石碑为功德碑或神道碑,以记载碑主生平为主,从碑文看碑主均担任过济州刺史一职。遗址内发现的唐代遗物主要有造像、御制讃文碑、灯幢底座、瓷片等。从目前布局来看,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半部分应是后周的建筑,整体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分布有山门、厢房、大殿等建筑,院落内可见成排树桩,应为行道树。中轴线上出土后周广顺元年的香幢,香幢仅存幢身和八角底座,幢身刻有碑文,碑文记载了广顺元年郓州卢县市户李茂殷严训等镌造天齐大王行宫殿前石香炉一座永为供养事,后刻《大威德炽盛光真言》。大秦佛寺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寺院遗址,期间历经兴废,北朝就已出现,大概在宋代废弃。这也是目前我省所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寺院遗址。遗址内出土的北朝碑刻、石造像在鲁西地区属于首次大规模发现,填补了该地区的佛教考古空白,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水文变迁、天齐信仰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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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超《枣庄东江遗址发掘收获》
 

 

勘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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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发掘区地势略平坦,南部近冲沟处土层较厚,北部为略高岭地,基岩较浅。发掘工作自2月中旬起,5月底结束,持续约三个月,共发掘墓葬238座。其中东周墓葬193座。均为土坑竖穴墓,多木质一棺一椁。除一座双室合葬,其余均单室墓,部分异穴合葬。人骨保存较差,多东向,可辨者均仰身直肢葬。瓮棺葬一座,可能为儿童墓。出土器物一百余件,多为陶器,器型有罐、鬲、壶、盂、盒、鼎等。另有铜镞、玉料、铜带钩、铜铃等数件。北朝晚期至隋代墓葬45座,多为石椁墓,大部以碎石块垒砌而成,部分可见木棺痕迹。少量单室,其余双室至四室不等,各室间以石板相隔。出土器物有瓷壶、瓷罐、瓷碗、陶罐、铜镜、铜钗、铜环和铜钱等。

 

岳石晚期城墙主体内侧包夯结构(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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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靖汇报了曲阜鲁国故城望父台墓地和周公庙村西夯土建筑基址勘探收获。望父台墓地位于曲阜市鲁国故城西北部,是鲁国最重要的贵族墓地。此次勘探区是望父台墓地的一部分,勘探范围约8万平方米,共勘探周代至明清各期墓葬127座,其中周代墓葬87座,以大、中型墓葬居多,另发现有马坑3座、窑址3座、城墙1段、壕沟4条,通过此次勘探对该区域内周代墓葬分布排列规律形成初步了解,为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遗迹保护和展示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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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超汇报了章丘榆林遗址的新发现,以及章丘城子崖遗址A1-A5探沟的复掘情况。榆林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绣惠镇榆林村南500米处,西侧紧临绣江河。遗址内堆积丰富,普遍厚约1-2米,时代自早至晚分别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早商、东周、唐、宋金、明清几个阶段。其中龙山、岳石、东周时期堆积最为丰富。遗迹可分为灰坑,房址、墓葬、灰沟、壕沟、夯土基槽几类。根据发掘及勘探情况来看,已揭露的岳石文化壕沟为门道北侧端头局部,壕沟内壁局部及底部铺砌石块。首次开挖于岳石文化时期,早商时期仍可能在使用,至春秋时期弃用并逐渐填平。夯土基槽位于壕沟西侧,其东侧局部被壕沟打破,方向大致呈东南-西北向。经局部解剖可知,该基槽为分段夯筑而成。通过分析壕沟与夯土基槽的位置及相互关系,基本可以确定两者并非同时使用。本次发掘虽只是揭露了该遗址的冰山一角,但夯土基槽及铺石壕沟的重大发现为认识遗址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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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筑内台西侧成排夯窝

西城墙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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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奎《泰安大汶口遗址2017年的考古工作及收获》
 

城墙排水系统

  通过出土的两枚印章及墓葬的朝向和多组墓之间的打破关系来看,前台北墓地应为多个家族的共同埋葬地点,换而言之前台北墓地应为一处公共墓地。通过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又可以验证“父蹬子肩”的记载。

战国时期墓葬

 

 

 

 

东周墓葬示例

 

  南部发掘区清理出大量的柱洞或柱坑,形制规模不一、深浅不一,分布较为零乱,且互相存在叠压打破关系,目前辨认较为清楚的大汶口文化房址共4座,年代也集中于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大量柱洞和柱坑的发现,证明此处应为大汶口人群的密集活动场所,房址经过多次营造、修整、重建的过程。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1座、宋元至清代墓葬8座,清理北辛文化灰坑2个、大汶口文化灰坑79个、近代灰坑2个,清理大汶口文化沟3条、汉代沟1条、现代灰沟2条。

北台上遗址发掘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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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遗址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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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阜周公庙村西夯土建筑基址位于鲁国宫城的西南部,勘探发现春秋至唐宋时期夯土基址11处,典型灰坑15个,墓葬8座,井3个,窑1个,路3条,沟1条。主要遗迹为春秋和汉代的大型夯土基址,战国时期墓葬以及唐代壕沟。该区域在周代活动以少量夯土建筑和墓葬为主,汉代营建多处夯土建筑并进行大规模土地平整。通过勘探对此区域的文化内涵和遗迹分布有了初步认识,证实与其东北部的宫城区联系密切。

发掘区全景

汉墓群全景

探沟发掘工作照
 

城墙版筑及夯窝痕迹

遗址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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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5日至27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在临淄工作站举行。
 

版筑内台西侧车辙痕迹
 

城墙与城壕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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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砖室墓
 

 

  朱超《2017年度城子崖遗址发掘收获》
 

城子崖遗址岳石文化城墙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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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沟内铺石

 

 

 

  吕凯汇报了滕州北台上遗址和齐故城10号建筑遗址的发掘情况。北台上遗址位于滕州市羊庄镇后台村北,新薛河的东岸。遗址高出周围地面约2米,属于台地遗址。2016年6-9月,为配合枣庄市庄里水库施工建设,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及郑州大学联合开展考古发掘。遗址的堆积年代涵盖龙山、周代、汉代、宋元及明清时期。清理遗迹包括灰坑689个、房址11座、墓葬21座、沟34条、灶2个及大型坑状遗迹2处等。其中,龙山文化灰坑约350座;房址8座,多为方形,仅余柱洞或基槽;墓葬4座,均未见随葬品。东发掘区中部发现周代沟一条。宋元时期遗迹发现较多,西发掘区清理宋元时期壕沟一条,沟内发现石砌墙基,东发掘区内发现宋代道路两条,局部保留明显的车辙痕迹。出土遗物数量较多,主要有石凿、石镞、石斧、磨石、石锛、石铲、石镰、石磨棒、陶鼎、陶鬶、陶罐、陶杯、器盖、纺轮、网坠、瓷碗、砖瓦等。通过本次发掘,为我们进行本地区龙山文化至宋元时期的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对进一步了解薛河流域的史前及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有重要意义。

汉代墓葬

 

  此外,在大汶口遗址周边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调查面积近100平方公里,通过调查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至汉代遗址十余处。
 

 

 

  王子孟介绍了临淄粉庄墓地的发掘情况。粉庄墓地位于临淄区齐都镇粉庄村,平面略呈东西长,南北宽的长方形,面积约为27000平方米。本次发掘共布设10×10米探方近180个,总体揭露面积近18000平方米,目前已清理墓葬560余座,形制包括砖室墓、土坑墓、瓮棺葬和砖椁墓,另外有灰坑56座、井49口、沟8条、路2条,出土陶、铜、骨、铁、石等各类文物小件近1000余件。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特点来看,绝大部分墓葬应属东周,初步观察以战国早中期的墓葬为多,少数墓葬为隋唐和宋金时期。不同时代、不同类型墓葬清楚的分区、分群现象,个别墓葬的分组排列和明显的打破关系,表明特定的墓区是合理规划的家族茔地。

大型夯土基址

 

  发掘分北、南两区进行。北部发掘区位于河堤北侧,面积400平方米,接续2016年发掘区西边缘向西扩大揭露,旨在了解2016年新发现3座大房基周围的环境及其该区域内的布局结构、相互关系,为遗址微观聚落形态及社会状况的研究提供翔实资料。北部发掘区共解剖大汶口文化房址3座,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1座,大汶口文化灰坑7个,龙山文化灰坑19个,近代灰坑1个,现代灰沟3条。房址F15平面近正方形,面积约20平方米,破坏较为严重,残存有排列整齐而有规律的柱洞15个,仅存少量垫土,未见倒塌堆积和烧烤面。房址F16平面近正方形,面积约20平方米。F16内堆积分为倒塌堆积层、活动面以及垫土层,倒塌堆积主要是大量的红烧土,主要集中于房址内部的东部及南部,活动面经过烧烤处理,部分活动面呈灰黑色,亦有黄褐色和红褐色等,活动面以下为垫土层,灰褐色粉沙性黏土,土质较为纯净。柱洞发现有12处。房址F17平面近正方形,面积约35平方米。F17内堆积分为倒塌堆积层、活动面以及垫土层,倒塌堆积主要是大量的红烧土,覆盖于整个房址之上,通过清剔红烧土可大致分辨出房址的东墙和北墙西端,墙体厚度约30cm。活动面经过烧烤处理,整体呈暗红色但未烧结成硬面,活动面以下为垫土层,灰褐色粉沙性黏土,土质较为纯净。柱洞发现有15个,较明显的是东南角的柱坑,柱坑内另有3个小柱洞。门道位于房址南侧正中,门道两侧各有一小柱洞。

 

 

  韩辉介绍了2016年鲁故城北东门及北城墙考古新收获。鲁故城北东门位于曲阜市北部鲁城街道盛国寺东北。对城门东部墙体剖面进行刮面,可分为5期:一期为春秋早期,二期为春秋中晚期,三期城墙推测为战国早中期,为春秋时期城墙向外增筑扩建形成,四、五期城墙为战国中晚期。城门豁口处发现宋、元、明、清路土,呈路沟状,路面上见有数道车辙痕迹。城墙内侧发现有相关春秋早期至汉代灰坑、墓葬。对北城墙的发掘选取在北东门东部150米处,主要发现有春秋-战国城墙、春秋至战国晚期外城濠,战国晚期内城濠,城墙顶部东西向排水道,及鲁故城东北角居住址相关的灰坑、墓葬、窑址等。

发掘现场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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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地的发掘,为滕州市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北宋带壁画石室墓的发掘,在山东地区少见,对研究宋代的文化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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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淄齐故城分为大城和小城,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共有5座城门,分别为东墙、北墙、西墙各一个,南墙二个。经勘探初步了解北门位于北墙中部偏西,西距大城小城结合处约9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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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石碑

  王春云《枣庄前台北汉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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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坊遗址位于莒南县朱芦镇址坊社区东南约600米,刘家东山村西北300米,址坊村废弃砖窑厂东南侧,瓦日铁路南侧。遗址位于盆地中央,地势相对平坦,东近考山,北望甲子山,西北接灯笼山,西望龟山,绣针河及其支流从遗址西侧和南侧流过。遗址早年受砖窑厂破坏严重,现遗址平面形状为不规则形,南北最大径约110米,东西最大径约70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该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地属鲁东南,距黄海直线距离22公里,距日照尧王城遗址18公里。

北台上遗址出土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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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区航拍图

后李遗址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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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石晚期北门城墙与廊柱(上北)

榆林遗址全景

  东江遗址位于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东江村南侧约100米处,以东周遗存为主要内涵。遗址分为东、西两个台地,东西总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500米,总面积达750000平方米左右。

 

壁画局部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墓地的南部兆沟,其余三个方向的兆沟因取土破坏未找到。通过打破关系跟出土器物判断,墓地北部的墓葬年代应为西汉末期,往南墓葬年代随之变晚,年代为新莽时期及东汉。

  董文斌介绍了2016年后李遗址发掘收获。后李遗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村,淄河由南向北经由遗址西南,西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2.5公里。1988年至1990年曾对后李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并命名了后李文化。2016年11月至12月,为配合济青高速改扩建工程,对后李遗址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目前发掘灰坑119个,墓葬9座,窑址1座,灰沟2条,灶址2座,时代含括金、唐、汉代、东周、大汶口及后李文化时期。以东周时期遗迹为主,其次为后李文化时期,发现少量汉代及唐代时期遗迹,金代仅发现一座墓葬。本次发掘较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明确属于后李时期的地层及大量后李文化时期灰坑和4座墓葬。

  本次揭露的北门属岳石文化晚期,位于1930年已发掘纵中探沟TG44-TG45东侧10米处。通过发掘,发现城门豁口西侧城墙基槽结束部位及门道西侧廊柱基槽。北门西侧城墙结束部位平面呈圆弧形,可见分版版块。基槽西深东浅,呈斜沟状延伸直至地面。门道廊柱基槽与城墙走向垂直,基槽为直壁平底浅沟状,残深约0.4米,平面呈南北向长条形,长9.9米,宽1.15米。所发现柱洞均分布于基槽靠东一侧,现存10个,根据柱洞间距判断原应为12个,直径0.24-0.33米,残深约0.2-0.32米,柱洞填土内可见木柱腐朽后白色残留物,底部均有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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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农业局遗址位于曲阜城区西部,鲁国故城中西部,坊上村西南200米。发掘面积约2600平方米,方向11度。计有灰坑198座,墓葬56座,井12眼,路2条,沟9条。时代为龙山早期、东周时期和汉代。以东周时期为主。

 

发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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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2平面与剖面

 

墓葬示例

铺石地面及夯土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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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奎介绍了大汶口遗址2016年度的发掘成果,并重点讲解了工作思路与想法。本年度共清理大汶口文化房址6座,大汶口文化灰坑10多座,龙山文化房基1座、灰坑40多座,清代灰坑10多座,尤以F10与F11的发现最为重要。F10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7㎡,墙体建于基槽中,门道位于西侧偏北,室内活动面经过烧烤处理,活动面以下为垫土层,活动面之上保留有大量坍塌的墙体和屋顶。F11为方形地面式建筑,面积约50㎡,墙体筑于基槽之内,还残留有若干小段原始墙体,墙芯内部发现有小柱洞分布。室内活动面经烘烤烧结而成,活动面上摆放有陶器和石器。门道位于房址南侧,灶紧贴西墙而建,由矮墙形成独立的操作空间,平面略呈方形。他指出,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仔细辨认每块堆积的范围及相互关系,清理大范围的堆积时,不同探方尽量保持同步进行;注意关键面或关键堆积的寻找与确认,如房基的承托面、房内外的活动面,以便更准确把握房基间的关系、房基内外堆积的联系,对大范围红烧土堆积更要精细清理,另外还要加强网络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举办多年“田野考古交流会”,此次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自由交流,以座谈的形式举行,要求各位田野考古工作人员结合主持或参加的工作项目,除介绍各自工作的收获外,重在梳理实际工作的思路、方法,总结经验或不足,提出问题或建议,也可结合自己的有关研究兴趣或研究心得,自拟题目,向大家进行介绍。期间还将邀请国内多名专家学者带来精彩专题讲座。

  10号建筑遗址位于齐故城小城的东北部,2012年曾对其进行首次发掘,清理出几处夯土台基。2015年10月-2016年5月,对10号建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本次发掘选取战国夯土台基向南伸出部分中间的隔断、东南部及东北部拐角等处进行重点揭露,以期进一步了解台基及其外围地面形制以及建造方式等,并期望结合出土遗物推测建筑性质。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南部夯土台基隔断处铺石地面1处、战国至汉代沟3条、灰坑5个、水井2口,明确了战国夯土台基东南部、东北部外侧堆积状况,同时于台基中部偏南位置发现并清理宋代墓葬3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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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遗迹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发掘遗迹时代大致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晚期三段。其中,春秋早期遗迹数量较少,与早年发掘小邾国国君墓时代相近,除个别大型窖穴外,春秋早期大墓与发掘区间存在一个不规则大坑池(池苑?),坑内堆积以淤积层为主,为长期水浸形成。春秋晚期及战国早期遗迹以发掘区北部少量窖穴为主。战国晚期为壕沟废弃年代,以大量圆形窖穴、壕沟内堆积及南部大型建筑基址为代表。城址破坏严重,目前可以明确的是西、北两侧城墙及壕沟,东、南两侧城墙与壕沟由于“农业学大寨”取土造地无法确认,依上世纪60年代卫片估计,该城面积约4万平米左右。从现有发掘资料初步判断,现存东台地西北角区域即为该城城内范围,城墙均依靠台地边缘起筑,未发现存在基槽的有力证据,城墙经解剖,从被其打破灰坑及其夯土内包含陶片均属春秋早期,说明城墙的修筑时代应不早于这个时期,从外侧壕沟内的堆积看,壕沟废弃年代为战国晚期。因此,从现有资料来看,无法确认该城与春秋早期大墓存在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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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利于探沟对遗址西北部城墙及壕沟区域进行解剖,探沟为东西向,长约56米。由东向西分别发现岳石晚期、龙山、岳石早期城墙,城墙外侧存在龙山、岳石早期及东周时期壕沟。该区域地势最高,为遗址各期城墙及壕沟保存最完整的区域,各期遗迹相互关系最为清晰。通过揭剖,确定了各期城墙的分布位置及更替关系,亦对每期城墙的规模与结构、后期修葺以及壕沟的清淤过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2017年1月10日至12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在临淄工作站举行。

 

 

  南侧出入口两侧为大规模夯土建筑,具体形制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勘探工作。
 

  孙启锐以《关于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绝对年代的一点思考》为题演讲。他指出目前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但其绝对年代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测年数据本身存在问题,二是用最新的高精度年轮校正曲线对原来测年数据进行校正,比原来的结果要早,三是新的测年数据普遍偏晚。以后李文化为例,因使用的半衰期不同会导致二者的测年结果相差约3%左右,而北辛文化上限测年的不确定值偏大,大汶口文化的66个测年数据中有29个被剔除,这便导致测年地域代表性不够。随着校正工具的发展,对目前的测年数据进行重新校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整体偏晚200年左右,后李文化的年代大致不变,但其上限年代或可提前,而北辛文化的测年数据较少,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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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发掘区墓葬

 

佛教造像

  赵国靖《临沂市莒南址坊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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