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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传说与京派文化-3

北京传说与京派文化

四**北京传说与京派文化**

    刘锡诚

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帝都城市。近现代以来,北京始终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这里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中心。这样的历史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城市性格和市民的文化面貌。前文说过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或一个地区的文化,并不只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精英文化或上层文化或“大传统”文化,也包括作为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曰民间文化、或曰“小传统”文化。只有把这两种文化整合起来的文化,才是完整的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

本文作于2010年6月文化遗产日。现在刚刚发表。发在《文化学刊》2011年第1期上。发表时,原稿中的第五节是关于非遗保护策略的,故被删去。现将发表稿发在这里,聊备参阅。——作者
2011年2月22日  

一般说来,漫长的帝都的生涯和多元文化造就了这个城市的居民,也决定了包括北京传说在内的北京文化的与生俱来的浓重的社会政治情结、深厚的历史感、凝重的气质、现实主义的然而又不乏诙谐韵味的文化传统。具体说来,近现代以降,这个帝都城市的居民的构成虽然随着时代的进展发生着变化,但大致包括:上层贵族遗民及其后裔,其中包括邓友梅小说《画儿韩》里写的画儿韩那样的已经破落了、然而又没有塌下架子的儒雅其表、提笼架鸟、游手好闲、夸夸其谈的贵族后裔;中层为广大的市井社会的居民,他们大体都是移民北京的外省人,或以经营商业为生计,或以从事手工艺为业,或为江湖从艺者,其中不乏从小本生意到老字号的幸运者,他们带来了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为了适应北京的环境,他们无不在勤勉的经营活动中陆续地“在地化”了;下层居民,包括大量的城市贫民。这里所说的不包括建国以后移居到北京的政府官员和各类专业人士。

“非遗”普查是判断民间传说当代之命运的重要依据。在21世纪初新一轮北京市“非遗”普查中,民间故事在“乡民社会”中依然流传如旧,然20世纪80年代学者确认的15个“北京市常见故事类型”,却已无闻;民间传说则在“市井社会”中获得了新的驱动力并形成若干传说群。古都传统下的北京传说显示出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宫廷和贵族文化的影响及其延续,二是五方杂处的都市群体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市井文化的兴盛,三是北方多民族交融带来的内容和风格的多元化。北京传说以史事传说、人物传说和名胜古迹传说为主体,而风俗传说、动植物传说、宗教传说在这里比较少见。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墨客等历史人物,宫廷建筑、庙宇塔寺、园林宫观等文化遗存以及种种史事,对于相对比较闲适的市井群体而言,比那些从事田野耕作的农民群体来,更能激发出诗意的记忆和联想。北京传说以深厚的历史感、纯正的文学韵味、平民意识等与京派文化相通;京派文化的精髓或来自于民间传说。由于传说和故事大体上靠群体口传,杰出的传承者鲜见,因而相对被轻视,故而首先要提高对其价值的认识,进行分类保护。

北京传说,主要指流传于城区市井社会里的中层和下层民众的口头传说。就题材说,传说包括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地方传说、风物传说、风俗传说、动植物传说、宗教传说等诸多类别,但综观北京传说,则以史事传说、人物传说和名胜古迹传说为主体、为大宗,而一般在乡民社会里广泛流传的风俗传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森林、海洋、草原地区广泛流传的动植物传说、民间信仰发达地区广泛流传的宗教传说,在这里比较少见。这种特点,自然也是来源于或决定于都市里庞大的市井群体的现实生活和精神诉求。对于北京市的市民、特别是长期在帝都文化、历史的影响和熏陶下的北京的市井阶层来说,历史上各类出众人物,包括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工匠大师、宗教职业者,帝都城市的宫廷秘闻、庙宇建筑、园林宫观等文化遗存,历史上发生的种种史事,都好似近在眼前,而那些历史人物又可能与历史上发生的史事、特别是那些充满了神奇色彩和震撼人心、壮怀激烈的事件相联系着。这些人物和史事,这些建筑和秘闻,对于相对比较闲适、重实际而又少玄想的市井群体而言,也许比那些在劳碌了一天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的简陋的茅棚里的农民群体来,更能在心灵上激发出诗意的记忆和联想,故而这类传说,便不绝如缕地被市井社会编造出来,并乐此不疲地被传递着。一代又一代。这一点显然是与乡民社会迥然有别的。

  市井社会,乡民社会,古都传说,京派文化,分类保护

由于民间传说大体是以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和人物为主要凭依和根据,为传说的基础或核心部分,故而一个传说的主体部分,即核心情节,在流传中是葆有相对稳定性,也具有一定可信性的。但民间传说是以口头方式传播的散文叙事作品,与诗体叙事的作品的相对固定不同,传述者在讲述传说时有较大的个人发挥的自由度,在众多口述者的口述中会被添枝加叶,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逐渐粘连、附会和融汇上一些与传说的本事相关联的事件、人物、故事、情节和细节。而在经历了时间上久远的传播和空间上跨地区的传播后,民间传说在其流传中也随时可能粘连上一些无据可考的事件、情节或细节,甚至人物。正因为如此,传说(在其创作之始,可能出自一人之口)一旦进入群体传承过程之中,随着口口相传辗转传播演进,便越来距离事物和人物的本原越远,越来越受到想象力的影响和支配。这几乎成了传说之传承和传递的一条铁律。无怪乎有学者说:“一个传说的构成要素(Constituent
elements)在最原始时可能比较简单,然而在传递的过程中,愈到后来其传说中的要素,往往就搀杂了新的后来的成分;一个传说的母题可能没有改变,但是其中的情节无形中便增多了。”“一种文化自发源地而传布至一定圈带之上,传布的边缘地带常常保存此种文化的原始形式,而越近中心形式也越脱离原始,因为文化自中心传布至边缘需要时间,这时间是足以使一文化在中心再作演进变化。”北京的建城传说,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越传距离本事越远的铁律的颇有说服力的例子。除了八臂哪吒形象的被引入这一信仰和幻想的因素外,历史人物刘伯温的进入北京建城传说,原本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却真实地发生了,而且传述得活龙活现,栩栩如生,似乎北京城真的就是刘伯温和姚广孝建造的。

  一 “非遗”背景下的北京传说

前面我们讲到北京传说显示出某种现实主义特点,即关注历史现实,关注下层民众的社会利益和人生诉求,也许会有人会批评我们拿评价文学创作的原则来搬到了民间传说上,是一种理论上的滥用和混乱。笔者只能回答说:“不然!”即使撇开像孟姜女哭长城这样的口头作品对无道的秦朝始皇帝的诅咒和抨击如何与官方史书的评价迥异不论,撇开农民起义领袖李闯王进京传说的价值判断不说,就看看那些讲述宫廷秘闻的传说吧,紫禁城里珍妃井的悲剧故事,雍正皇帝与白云观贾道士的传说,不是在字里行间透出来无道者的杀机吗?颐和园里挪用海军费建造石舫的传说,作者的倾向和锋芒,不是现实主义的史笔吗?民间传说里所展现的史事和作者给予史事与人物的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正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价值观、是非观和审美观。如果把这些民间作品与现时流行的某些电视剧相比,难道不会发现老百姓的史笔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主义,要比那些庸俗社会学的电视剧作者更符合历史和人民的要求吗?

  中国是一个传说大国。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拥有这么多的民间传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被创作出来并在民众中间流传。在我国,民众中流传的民间传说究竟有多少?从来只是说浩如烟海,却谁也难以作出确切的回答。统计资料说,1984—1987年间为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而开展的普查,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所搜集到的民间故事,数量达184万篇。这个统计数字指的是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和笑话在内。除了数量不多的神话外,如果以传说、故事各半的比例把传说单列出来,那么,传说总该也有90万篇之巨吧。大约25年后,由“政府主导”的新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即2006—2009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政府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总量为87万项。
但这次全国大普查到底搜集到了多少民间传说,至今还没有见到相关的资料发布出来,因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现代化、城镇化、社会转型的提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农耕文明形态,改变着以血缘纽带与家族关系、伦理制度与道德观念为基础的村落礼俗的情况下,民间传说的处境和命运究竟如何?虽然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但这次普查的结果,毕竟还是为判断民间传说(以至民间文学)在新形势下之命运提供了重要依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上曾有所谓“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说。那时的京派文学之要义,如追求深厚的历史感,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追求纯正的文学韵味,平民意识,现实主义的风格等等,正与北京的民间传说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现实主义笔法相暗合,或者相通,或者说其精髓正是来自于民间的传说。我们从沈从文、张恨水、老舍等人的作品,不难发现这种关联的蛛丝马迹。只是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民间文学界对这方面还缺乏深入而独到的研究。

  具体说到北京市的民间文学类普查情况,笔者在为有关单位撰写《北京市民间文学年度发展报告》时,曾查阅了官方公布的数据资料,结果是:2005年7月至2007年底进行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全市18个区县一共调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2623个(这里指的是“信息”或“线索”,而非记录下来的作品),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是8853个(东城区5个、西城区11个、崇文区5个、宣武区6个、朝阳区7个、海淀区18个、丰台区0个、石景山区187个、门头沟区6630个、通州区14个、顺义区5个、平谷区400个、延庆县33个、怀柔区252个、房山区86个、密云县9个、昌平区96个、大兴区1089个)。经过主管部门的挑选,将其中的3223项载入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而其中入载的民间文学类项目是410个。
尽管这个统计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从中也还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这8853个民间文学类项目(信息),占了全市“非遗”项目(信息)总数12623个的十分之七强,亦即民间文学类占了全部十大类“非遗”项目(信息)总量的绝对多数。到笔者写此文时为止,已经进入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政府保护的民间文学类项目,共有17个(第一批空缺,第二批12个,第三批5个)。
从这次“非遗”普查所得信息中遴选出来、载录于《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中的410个民间文学类
(包括民间故事和歌谣)项目信息(而非记录下来的文稿),与国家“七·五”期间围绕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所调查采录到的民间故事相比,显然是大为减少了。20多年前的那次调查,从民众口头讲述中记采录下来的北京民间故事约为1000万字,经过层层评议、严格遴选,最后编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的神话、传说、故事、笑话等民间叙事作品是637篇;
而从中归纳出的“北京市常见的故事类型”为15个。当然,这次全国“非遗”普查于2009年底基本结束后,有的区县又做了一些专题性的、补充性的调查采录,搜集到了一些现在还呈现着流传强势的民间传说,如2009年公布的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5个项目:崇文区2个:《天坛的传说》、《前门的传说》;海淀区2个:《曹雪芹的传说》、《凤凰岭的传说》;石景山区1个:《磨石口的传说》等,有的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之中没有见录的,如前门的传说、凤凰岭的传说和磨石口的传说。而这五个传说,其特点,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人物、事物、风物、名胜古迹)形成了一个由众多的传说组成的“传说群”。而这五个“传说群”都是在普查结束之后进行的补充性的、专题性的调查中搜集记录到的,是遵照科学性原则从口头讲述中记录下来的作品,而不是前面所说的项目“信息”。

说北京传说(或北京民间文学)是京派文化的基础,给京派文学以影响,这样说,并不是把民间故事传说与作家文学混为一谈,尤其在叙事方式上,民间传说与作家文学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关于民间故事与文学作品的区别,丹麦学者阿克塞尔·奥尔里克说得好:“现代文学——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热衷于情节之间各种线索的纠缠。相反,民间叙事文学则牢牢保持它的独立线索。民间叙事文学总是单线索的,它从不回头去增添遗失的细节。”他的这段话,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已故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把他的这篇题名为《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律》的文章收进了所编《世界民俗学》一书中。

  二 市井社会与北京传说

当前的北京文坛上,又兴起了一个新的话题:“京味文学”。王世襄、启功、朱家缙、杨绛啦,邓友梅、林斤澜、汪曾祺啦,等等,尽管没有一定的社团、没有一致的章程、没有固定的出版社和期刊,但他们都是“京味”作家。论者的好意,在复兴北京作家的地域文化意识。因此讨论很是热烈。但,我们看到,所谓“京味文学”,已经与往昔的“京派文学”不同了,大体上限于地域概念,也与北京固有的民间传统没有太大的关联了。

  前文说,中国ISBN中心于1998年11月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里附录了一份《北京市常见故事类型索引》。为了弄清楚20世纪末在北京市行政区划范围内还普遍流传的一些普遍流传的民间故事、或“常见故事类型”在近20多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以虚构为特点的民间故事与以写实为特点的民间传说这两类民间散文作品的流传与消长情况,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所记载的这15个“北京市常见故事类型”的命运做一番简略的考察。这些故事类型是:

五**分类保护和重点保护**

  (1)巧媳妇(流传于崇文区、延庆县、平谷县、怀柔县、昌平县);

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诗歌、谚语等在内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最基本的类别,它承载着人类的知识,或者说它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记载了人类社会进步途程中的足迹,反映了民众的宇宙观、价值观、生命观、审美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把“口头传统”列为五大类保护对象之首,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综观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启动以来,特别是各级“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中,却暴露出来一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的轻视和忽略。相比起戏曲、传统技艺等类别来,许多有价值的民间文学项目,都还没有发掘出来和被列为各级政府的保护名单。以进入名录比较多的传说论,凡是有旅游“开发价值”者,各地趋之若骛;凡是没有开发价值者,则少有问津。争发源地、争冠名权,已才成为申报国家级和各级名录的动机,有的地方,一旦申报成功,便全力埋头于旅游开发或产业开发,“非遗”保护的意识便丢之脑后,烟消云散了。至于民间故事,从全国来看,至今仍然少有地方申报,更谈不上保护了。如早已载入多种“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的“毛衣女”故事,田螺姑娘故事,都还“待字闺中”。究其原因,盖由于利益的驱动,而民间文学项目的保护,多数是没有眼前的、近期的利益可言的,有的只是人类文化的长远利益,人类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延续的长远要求。对于任何一级政府或社会团体来说,“非遗”保护的本意,应该是是对人类文化、对人类本身的一种承诺,而不是近期的索取。

  (2)狼妈妈(流传于崇文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顺义县、平谷县);

以个人之见,若干“非遗”类别,如表演艺术类,传统技艺类,工艺美术类,等等,凡是人所共知的著名项目,都已经申报成功、并大多已进入各级名录了;当然也还可能有的是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和学者们未被发现的或不了解的,但毕竟数量不是很多了。而民间文学的情况则不然,许多重要的项目,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的方针是“政府主导”,故而首要的,是各级政府领导、特别是主管文化的领导人,要放弃陈旧的文化理念和习惯思维,钻研和提高对民间文学的价值的认识,即“文化自觉”的内涵之一,只有在提高了对其价值的认识的前提下,才能谈到不是概而言之的“整体保护”,而是对不同的类别进行的过细的分类保护和保护管理。否则,动辄是各类传统技艺产业的大展和生产性保护的宣传、是各类表演艺术的改编和比赛,如果长此以往,难免会把“非遗”保护的方向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给搞偏了。几天前,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邀请专家开会,专题研究传说的调查与保护问题,北京市文化局“非遗处”的处长和保护中心的主任也莅临会议,专家们就北京建城传说和胡同传说的都市文化意义及文化重要性向政府建言献策。此举使笔者感到鼓舞,也许预示了一种新的趋势的开端吧。

  (3)憋宝(流传于东城区、丰台区、门头沟区、大兴县、平谷县、延庆县);

2010年6月13日初稿

  (4)猫狗结仇(流传于门头沟区、延庆县、平谷县、通县、顺义县);

2010年7月6日酷暑中改完

  (5)傻子学话(流传于崇文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密云县、平谷县、延庆县);

(附记:本文系根据作者2010年6月13日在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举办的第五个文化遗产日讲座上的讲稿修改而成。——作者)

  (6)人心不足蛇吞象(流传于崇文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延庆县、房山县、密云县、顺义县;

本文已在《文化学刊》(辽宁社科院)2011年第1期5发表。第五节删掉。——2011年2月21日补记

  (7)有缘千里来相会(流传于崇文区、门头沟区、西城区、房山区);


  (8)不见黄河不死心(流传于东城区、西城区、门头沟区、平谷县、延庆县);

李卉《台湾及东南亚的同胞配偶型洪水传说》,见《中国民族学报》第1期,第180页,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55年编行。

  (9)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流传于朝阳区、延庆县、顺义县、昌平县、房山县);

参看A. L.
Kroeber著,李济译《五十年来人类学的进展》,页129,载方子卫等译《五十年来科学的进展》,译自Scientific
America,Sept. 1950,Vol. 183, No.3; G.Clark: Archaeology and Society,
1947,London, pp.131-136.此处转自李卉上引文。

  (10)蛇仙(流传于西城区、宣武区、延庆县);

见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第1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炸海干(流传于东城区、平谷县、通县);

  (12)皇帝改规矩(流传于密云县、宣武区、顺义县、延庆县);

  (13)狗腿子的来历(流传于门头沟区、密云县、平谷县、顺义县);

  (14)帝王踩坟(流传于延庆县、密云县);

  (15)知人知面不知心(流传于延庆县、崇文区、大兴县)。

  这15个“北京市常见故事类型”,是该书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们从20世纪80年代各区县的普查材料中归纳、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少数几个学人闭门造车人为编造出来的,故而可以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民众口头上流传的北京市民间故事流传情状的认定根据。这个“常见故事类型索引”还告诉我们,民间故事在城区虽然也有流传,如崇文区(6个)、东城区(2个)、西城区(2个)、宣武区(2个)、朝阳区(3个),但其主要的流传地区却在各远郊县,如延庆(11个)、平谷(8个)、门头沟(5个)、顺义(5个)、密云(4个)、房山(3个)、通县(2个)、大兴(2个)、昌平(2个)、怀柔(1个)。如果可以根据民间文学的流传区域和人群,把北京市划分为“市井社会”(城区)和“乡民社会”(郊区)并在分析中采用这一对概念的话,那么,以15个常见故事类型为代表的民间故事的这种分布状况显示出这样两个结论:(1)如果说类型性是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特点的话,则地域性是传说的特点;(2)市井社会群体中的故事传统相对薄弱,而乡民社会群体中的故事传统则相对稳固。

  与民间故事的分布状况恰成对照,民间传说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态势,则别有一番景象。乡民社会(郊区)之中虽然也有一些著名的传说流传,人物传说如杨家将传说(房山、燕山)、轩辕黄帝的传说(平谷),风物传说如八大处传说(石景山)和长城的传说(延庆),以及遍布所有乡民社会的风俗传说,但总体看不如故事的传播更有活力;而在市井社会(城区,过去的城四区,如今的城八区)中,传说(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名胜古迹即风物传说或景物传说)却显示出超越故事的优势与活力,如海淀的“三山五园”传说,崇文的前门传说和天坛传说,东城的故宫传说和北京胡同的传说(尽管现在还没有申报和进入市级保护名录),丰台的卢沟桥传说,等。

  已故张紫晨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的《前言》里曾对北京城区和郊区的民间故事的差异作过这样的分析:“北京民间故事,城区与郊区呈现出的区别较大。在城区,传说的分量大于故事,郊区则以故事为多。城区故事如同传说,在题材上,以宫廷、史事、大臣以及名胜、街道、行业为主,郊区则重乡里、平民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以表现乡间社会家庭伦理故事为多。城区民间故事含有文化古都人民的智慧和灵气,郊区民间故事较为质朴,有乡间人民的思想、气质与体验。”在北京,何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分别与“市井社会”与“乡民社会”相联系,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流传优势呢?我的回答是:这种差异导因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文化传统。

  “乡民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其社会主体是农民(包括农村手工业者),他们世世代代过着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耕稼生活,处身于家族和血缘为纽带的封闭式的谱系社会与民俗制度中,以村寨为聚落居住方式,因而他们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显示出一定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其所关注的社会和所传承的文化,无不打上浓重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烙印。而以幻想性为特点的民间故事,就成为他们诗意地表达其观念和寄寓其理想(群体的和个人的)的文化载体。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农民的民间故事以及他们文化传统是落后的、封建的。他们的民间故事,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德国民间故事书时所说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民间故事书不仅“具有丰富的诗的内容、饶有风趣的机智、十分纯洁的心地”,而且“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国精神”。
恩格斯对德国民间故事所作的高度评价与诗意描绘,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论的北京郊区的乡民社会里创作和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还要看到,作为古都北京的郊区的乡民社会,与一些边远地区的乡民社会不同,在这里大部分地区是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汉族文化和北方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现代文明的曙光很容易地就投射到这里,多元文化的“杂交”优势常常给这里的文化以激发,因而这里是一块滋生和传播民间故事的沃壤。

  与文化传统相对稳固的远郊的乡民社会比较起来,城区是个五方杂处的市井社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城区本质上是一个市井社会,而市井社会的社会主体是市民,即或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或从事手工业、或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区别于乡民社会中那个自给自足的农民群体。如果运用社会分层的理论来看待这个社会群体,持上下两层论者认为市民阶层应属于社会下层,持上中下三层论者则认为市民阶层应属于中层。市民虽然处于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但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影响,因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倾向更多地接近于通俗文化。城区有故宫等诸多宫廷建筑、朝臣宦官们的深宅大院、颐和园等皇家园林、纵横交错的胡同街巷和商铺店面、星罗棋布的寺观塔庙,在这些去处和景观所构成的都市生活场景的背后,无不埋藏着种种饶有兴味的逸闻轶事,这些逸闻轶事构成了民间传说的内容骨架和核心,在市井圈子里一传十十传百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发酵、滚动、附会、演绎,从而编织成为情节相对固定的民间传说,而这类传说的传奇性和神秘性特点,又多与市井社会的欣赏趣味和传播环境相契合,故而比纯属虚构的幻想故事更容易在这块土壤上生根发芽、繁盛发达。于是,多以宫廷秘闻、宦官逸事、史事传奇、戏曲故事等为题材的口头传说,便在市民这个庞大的新兴社会群体中找到了传播的主体和传承的空间。

  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提速,旅游业的普及,不仅没有使“市井社会”(城区)或近郊区以宫廷秘闻、宦官逸事、史事传奇、戏曲故事、名胜古迹等为题材的各种民间传说遭遇衰微困局,反而如同注入了“润滑剂”那样,获得了更好的流传条件,有些传说甚至上升为所在地区的代表性文化。与民间传说不同,民间故事在市井社会中的遭遇则令人堪忧。在21世纪十年代所进行的全国“非遗”普查中,前面征引的北京市常见的这15个故事类型的现状就是一个显例。在各区县的普查材料中,这15个常见故事(类型)没有见到任何报道。何以解释?要么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所进行的这次调查由于种种原因有欠深入;要么是这些常见故事及其类型压根儿就从民众生活中消失了。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市范围内曾广泛流行的民间故事(狭隘的民间故事),基本上或大多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式微,有的可能已经灭绝了。(在前后三批北京市“非遗”名录中,只有第二批名录中入载了“张镇灶王爷传说”一项民间故事。这个项目,就其性质而言,也许称其为“灶王爷故事”更为贴切些。)

  这就意味着,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现代化进程提速、城镇化全覆盖、旅游业日益成为支柱性产业的社会背景下,北京市的民间传说,在“市井社会”(城区)仍然保持着相对旺盛的流传态势,以“乡民社会”(郊区)为主要流传地区的民间故事,则多少呈现出明显的、急速的蜕化或式微的趋势。

betway必威体育,  三 古都传统下的北京传说

  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悠久。姑且不论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北京人所开启的史前史,也姑且不论被传为黄帝部落阪泉之战打败蚩尤部落后在北京附近建立的幽陵(《史记·五帝本纪》),即使以西周燕都、春秋战国燕都蓟城为起点(西周燕都在今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战国燕都蓟城在今北京城区西南的广安门内外),……金、元、明、清一路下来,至今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封建王朝的连续建都,使北京处于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皇亲国戚,群臣宦官,士子文人,工匠优伶等,造就了精美建筑、名胜园林、宫观寺庙,留下了各种文献典籍,对北京文化的积累和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只看到精英文化这一面,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是很片面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在北京即包括市井社会和乡民社会两部分下层民众)也创造了不可计数的传说、故事、歌谣,表达了他们对宇宙、对社会、对历史、对史事、对人生、对生死、对生活的观点和态度,以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不同的文化系统,使北京文化在得到增益和丰富,与精英文化相映成趣,构成了完整的北京文化,书写了几千年的北京文化史。也许,民众(包括农民和市民)所创作和传承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口头文学,在北京地域文化的形成上,起着更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香港学者陈学霖在阐释北京建城传说时指出:“举凡中外名都,由于历史久远,世代迭有精英,多留下琳琅的文献记录和瑰丽的名胜古迹,久而不浸。欧西之雅典、罗马、巴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其都城的肇兴和变革,皆有离奇诡异神话。中国文化深厚绵长,古都众多,著名的如长安、洛阳、开封、燕京、金陵,亦不乏神怪奇趣传说。这些古代中外名城的传说,很多已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不但诡奇玄怪,引人入胜,而且浮现个别历史文化的一些特征。简言之,这些传说的滋生和流传,很多方面表露各国文化体系中,单元或多元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不同层次,和彼此间长期的依存和融会交流。”
他的这段论述,一方面指出,大凡古城名城,其肇始和变革,大多伴有种种神话传说滋生与发展;另一方面又指出,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两个平行的文化系统,二者相互依存和融会交流,即整合而达成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古都名城的北京,其文化所显示的特点,正如陈氏所说,不仅因为其神话传说的“诡奇玄怪,引人入胜,而且浮现个别历史文化的一些特征”而为学者关注和研究,而且是“大传统”和“小传统”不同系统和不同层次的文化互相依存和融会交流的文化。

  以我之见,主要流传于市井社会里的北京传说,最有特点者,莫过于下列四个传说群:(1)北京的建城的传说,如自元、明、清以来就流传不衰的哪吒八臂城及刘伯温建造北京城的传说,胡同的传说。(2)清代以来的关于“三山五园”的传说,如西山、颐和园、北海公园等。(3)宫廷传说,包括紫禁城内外的逸闻轶事,故宫的建筑和工匠传说。(4)前门的建造和前门大街以及作为商业区和老天桥的前门地区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群,是围绕着北京建城而产生的传说。最早的形态,应是刘秉忠建元大都城的传说,其中就有哪吒城之说。元·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那吒城。讖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可为证。又,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亦可为证。
明代刘伯温、姚广孝建八臂那吒城的传说,自不必说可追溯到或滥觞于元大都时代的六臂那吒城传说。明永乐帝篡位的第二年即迁都北平(1403),兴建新京城,而哪吒城的传说,在明代继续流传下来,且盛传于北京各阶层的市民中,历久不衰。

  以刘伯温为主角的“八臂哪吒城”传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好几个记录版本。对这些记录文本做一番比较,不仅饶有兴味,而且是有传说学的意义的。先看满族老文艺家金受申于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文本:

  北京人说,北京是一座八臂哪吒城。

  北京城的修建,是明朝初年的事。那时的皇帝叫燕王,他在永乐四年,下令开始修皇城和宫殿,分遣了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山西等地去采木材。到永乐十四年,又集议营建北京全城。传说当时,燕王手下有两个军师,大军师叫刘伯温,二军师叫姚广孝。燕王命令他两个人设计北京城的图样。他俩领了旨,就出去察看地形。

  他俩来到城中心,从南到北划了一条线。然后两人背对背站在这条线上,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各走五里地,就算城边。走完以后,按照他们走过的地方又划一条线,和南北那条线相交,形成了一个十字。然后他们两个人又背对背地站在十字上,一个往南走,一个往北走,各走七里地,就算南北的城边。他们就按这个里数划出一个框子,然后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两个人又出来了。大军师刘伯温想:城地已经步量好了,该画图了。这图要是画出来,可是立了一份头功。凭我大军师的本事,怎么也得比你二军师强得多。因此画图这事,不能一块儿做,还是各画各的。二军师姚广孝也想:我和您刘伯温在一起,我画出来了,人家也说是大军师的本事。我不能和你在一块儿画。两个人走到一起,刘伯温就对姚广孝说:

  “姚二军师,咱们地方也步量好了,该画图了。我看,咱们分开,各想各的主意,七天以后,在这儿见面。到那时,咱们脊背对脊背,当场画,各画各的,你看怎样?”

  姚广孝一听,正合他的心意,就说:“行啊。大军师说得有理,就这么办吧。”两个军师就分开了。

  ……一晃又是三天过去了,剩下最后一天,得到现场画图了。大军师刘伯温走出来,脑袋沉沉的,一路走,一路心里还在琢磨。忽然,看见有一个红孩子在他前面走着。他走得快,这孩子也走得快;他走得慢,这孩子也走得慢。于是,他就紧紧追着这个红孩子。两个军师追着追着,碰到一块,一看,正是原来约定的地点。刘伯温说:“现在咱俩可以分头画了。”姚广孝顺口答应一声,两个人就背对背地坐在一起。刘伯温面向东坐着,姚广孝面向西坐着;两个人拿出纸来,铺在面前,就开始画。他们凝神静思,看着画纸。忽然两个人的眼前,同时出现了那个红孩子的模样:头上梳着小抓髻,半截腿露着,光着脚丫,穿的还是红袄、红裤子。……两人一想,这不就是八臂哪吒吗?两人同时一阵高兴,可是谁也不言语,都各自照着画了。

  刘伯温这边,先照着从头上画起,然后画胳膊,画腿。一笔一笔全画下来了。姚广孝呢?也从头照着一笔一笔画了起来。可是画到最后,来了一股风,把哪吒的衣襟吹起了一块,他也就随手一笔画了下来。

  画完了,两个人手递手交换了图样。……两个人一看,同时笑了起来。原来,两张图全一样,都是八臂哪吒城,只是姚广孝这边,在西北角上往里斜了一块。

  姚广孝要刘伯温讲讲怎么叫八臂哪吒城?刘伯温说:“这正南中间的一座门,叫正阳门,是哪吒的脑袋;瓮城东西开门,就是哪吒的耳朵;正阳门里的两眼井,那就是哪吒的眼睛;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东便门,西边的阜成门、西直门,是哪吒那半边身子的四臂;北面的安定门、德胜门,是哪吒的两只脚。”

  姚广孝又问:“那么,哪吒的五脏呢?”

  刘伯温忙说:“那皇城就是五脏。”

  姚广孝想问些什么。刘伯温一看这架势,知道他想找岔儿,忙拿起图,指着姚广孝画斜的地方,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城哪能斜一块呢?“遥广孝说:”大军师有所不知,哪吒的图形就是斜的。“两个人争来争去,只好拿了图样去见燕王。燕王一看,正是八臂哪吒城,说:“好,你们不愧是我的军师。刘伯温画的方方正正,还是当大军师。姚广孝画的斜了一块,还是当二军师。”

  刘伯温说:“那修城时,以哪个为准呢?”

  燕王指指图说:“东城照你画的修,西城照姚广孝画的修。”

  就这样,就动工修起城来。修成以后,一看,姚广孝画斜了的那一笔,正好是德胜门往西到西直门这一块。直到今天,北京城西北面城墙还是斜的,缺着一个角呢!

  再看1961年从崇文区蟠桃宫庙会一位老艺人口述记录下来的一个传说文本。

  燕王朱棣远征蒙古归来,便想在北方重建一座京城,于是把大臣刘伯温找来,问他应该在哪里兴造。刘伯温存心退让,就献议找大将军徐达去办。徐达来到,伯温对他说:“凭着你的神力往北射一箭,箭落在哪儿,就在那儿修建京城。”徐达应喏便到殿外搭箭拉弓,朝向北方射出。刘伯温连忙带着随从上船,顺着大通河往北去追。这一箭射得好远,落在当今北京南边20多里的南苑,那里住着八家小财主。他们看见箭落下来十分慌张,惟恐在该处建京城,房产和田亩便会被占用。就在议论间,其中一个财主说,把箭再射走不就行了吗?大家都说好主意,于是转手一箭往北射去,结果射到如今北京的后门桥那里。不久,刘伯温带人追到南苑,掐指一算,箭应落在这儿,便找财主来问,逼着要箭,财主们一看瞒不住,只好招认,请求不要在当地建城,要什么条件都行。伯温想了又想,答应在他们转手射箭落下的地方筑京城,但是要他们捐输建造,八家财主只好同意。

  刘伯温跟着找到落箭的地方,就拿出已准备好的图样,去找工匠动工。最先建的是西直门城墙,所要的费用全都找南苑的财主们要,但是没想到一座城还没修成,八家财主已经倾家荡产,如何是好?伯温又掐指盘算,便着手下把一个晓得有藏镪的沈万三找来。过了两天,随从果然把他带到。此人原是个讨饭的,浑身脏臭,腋下夹着个破瓦盆,又用一跟绳子系在脖子上。刘伯温见到沈万三就说:“建北京城没钱用,你可给我想办法?”万三一听就被吓坏,自言是个穷汉,哪里有钱财。伯温见不就范,立刻叫人用棍子朝着他打,万三只好叫饶,讲出地底埋下有银子的巨缸,着他们去挖。刘伯温派人去挖,果然发现一大缸银子,于是就用来接续修城。可是没多久,这些钱也用完,伯温因此又找沈万三,按着他劈打要钱,万三被打得急,只好又往地下指出埋银处,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北京城便有足够的钱建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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