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

betway必威体育,内容摘要:摘要:北宋军事地理经历了三种格局:北宋统一行动开始前后呈现一种以中央区为核心,北方御辽区、两河御汉区、西北御戎区、山南集结区、淮南后备区为外围的圈层地理格局。北宋前期呈现河北御辽区、河东御辽区、西北御夏区、京川广一东南区四大区并立的地理格局,此四区中有三个区域分布于西北和北方,在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上起倒相当大的作用,每个区域内部包括三个层面:人工(自然)防御保障、驻军、后勤保障。

摘要:在宋太祖积极的国防政策下,北宋定都开封是合理的。宋太宗北伐失败后,北宋统治者确立的以保卫开封为核心的全面防御政策,是导致北宋长期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北宋以“积弱”闻名于史,这已是公认的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显然与定都开封以及相关的国防政策有关。定都开封与北宋失败的国防政策有无关系?关系如何?对北宋国防又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无疑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在中国古代,定都历来是开国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需要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状况考虑,同时也必须从国防状况考虑。都城不仅是国防保卫的最终对象,而且是国防的最高指挥中心所在地。因此,都城与国防有着紧密的关系,都城本身就是国防体系中关键的一环。如所周知,御北从来都是中原王朝国防的重点,这种国防形势的长期存在,势必要求都城的位置与其相适应,即在交通和通讯手段极为落后的古代,只有尽可能地缩短都城与北部边防线的距离,才有利于指挥军队和控制边防局势。
综观宋以前的秦、汉和隋唐诸统一王朝,不难看出,这些王朝都成功地处理了定都与国防的关系。即:一方面,依阴山、燕山一线险峻山势修筑长城,沿长城线屯驻重兵把守,构成一道天险与人防相结合的坚固防线,守可以此为屏障,阻挡游牧势力的南犯;攻可以此为依托,出兵争锋于漠北。另一方面,将都城设置于接近御北前线而又“形胜足恃”之地。如长安所在的关中,号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占尽了防御上的地理优势,从而使长安的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并使定都于此的王朝可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前线,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御北国防。正因为如此,这些王朝敢于制定攻防结合的国防政策,频频出师漠北,取得了御北战争的主动权,创造出赫赫武力,以致虽皆亡于“内乱”,而终不亡于“外患”。
但中唐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防形势的重大变化,上述定都格局及其国防体系也趋于瓦解,从国防上看,随着突厥等势力的衰落和契丹族的崛起,的国防重点逐渐从西北转向东北,出现了河北藩镇林立的局面,而此时的长安则显得过于偏西,对东方大有“鞭长莫及”之感。长安也就失去了都城的最佳位置。正因为如此,唐后期,洛阳的地位日显重要,部分地取代了长安的作用,但正如北宋宰相王旦指出的:“长安、洛阳虽云故都,然地险而隘,去东夏辽远,故汉之吴楚七国、唐之山东河北往往强悖,良迹远而难制也。加其转漕非便,仰给四方,常苦牵费。”可见,都城的进一步东移,势在必行。五代时期,开封便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然而,都城东移不久,北部国防形势却发生了极为不利的变化,给新都城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由于石晋向契丹献出幽云地区,就使中原丧失了传统上最重要的长城防线,华北平原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契丹铁骑面前,所谓“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华北平原在军事上易攻难守的地理特点,对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非常不利,“若夫沙平草浅,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马肥人轻,来往电骇,双带两?,左右驰射,此非南军之所长也”。开封以北仅有的黄河天险,在秋冬季节也往往浅?、封冻,大大降低了屏障功能,使开封陷入“形势涣散,防维为难”的境地。后晋末,即发生了辽军饮马黄河、兵洗汴都的惨剧。可见,中原国都长期依赖的国防地理优势,到北宋建国前已完全丧失,这对北宋的定都和国防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北宋统治者能否处理好定都与国防的关系,并确立相应的国防政策,就成为关系国家安全成败的关键所在。
宋初,在都城的选择上,开国统治者一度陷入极大的矛盾中。在“北不得幽蓟,则两河不可都”,山东及其他地区又过于偏远的情况下,北宋如继承都城东移之势,国都就只有沿袭于开封,其结果必然是屏障丧失、防御困难,这对王朝中心的安定显然不利;如将都城撤回关中,或进而在征服南方后将都城迁往江东,则都城防务虽然增强,却失去了政治重心的位置,可能重蹈失控天下的覆辙,而且这种退缩还可能进一步导致中原腹地的丧失。北宋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显然承担着极大的国防风险,但也是当时唯一可能的选择。
开封在国防上存在着“利战不利守”的特点,对保卫自身显然不利,但作为都城的其他条件却相当优越。其一,居天下重心之位,所谓“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其二,交通便利,特别是位于黄河与汴河的分水处,使漕运避开了黄河之险,缩短了与东南的距离,有利于充分吸收江淮物资,所谓“均天下之漕运,便万国之享献”,使都城的经济基础得到可靠的保障。这两点也正是宋统治者虽犹豫、争论,但最终仍都于开封的主要原因。北宋既然不能不定都于开封,就只有避其“难守”的弱点,扬其“利战”的特长,采取以攻为主的国防政策,出师收取长城,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御北体系,才能巩固国防,保障开封的安全。
宋初统治者完全清楚北伐的重要性,但考虑到当时契丹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宋军一时还难以战胜,而南方诸割据政权又对北伐构成了牵制力量,因此,为了尽快统一国内,避免南北两面作战,宋太祖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部署,即对辽暂时采取守势,集中主力南征,平定南方后再调集全国力量北伐,收复燕云地区。在实施南进计划的同时,宋太祖仍高度重视北部国防,一方面,选派强兵悍将屯守北伐,对之予以极大信任和优惠,如对李汉超、李继勋等将领,既授之以用兵全权,又“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有效地调动了其作战积极性,打退了辽军的多次进攻。另一方面,还考虑用赎买的办法取得燕云地区,宋太祖曾对臣下说:“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最后,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辽军乘虚南下、都城孤悬难守的情况,又在京畿地区设置重兵,弥补开封平原无险可依的弱点。总之,上述部署不仅为迅速征服南方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有效地扼制了辽军南犯。所以,御北的措施既是暂时的,又是积极的,应当得到肯定。遗憾的是,南征尚未结束,宋太祖就不明而死。
宋太宗继承乃兄的统一设想,迅速完成了南征计划,在攻灭北汉后,又马不停蹄挥师北伐,但这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不仅宋军损失惨重,连宋太宗本人也蒙受中箭之耻。986年,北宋再次北伐,仍然失败。北伐失败的原因,既与契丹实力强大有关,也与宋军准备不足、指挥失误有关。北伐本身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失去地利的情况下,北伐也成为一项艰苦持久的事业,而宋统治集团并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在失败面前手足无措,一时恐辽气氛笼罩政坛。宋统治者在战略上不愿、也不敢再对辽采取攻势,收复燕云、从根本上改善北部国防形势的计划,遭到了抛弃。于是,北线成为北宋一朝国防的最大弱点和负担,而开封的防御也成为困扰宋统治者的最大难题。为了阻挡辽军南犯,填补京畿及其以北无险可依的弱点,宋廷一面在河北屯驻重兵,处处设防,采取全面防守的态势,一面又在沿边开挖河塘,种植稻木,构成阻滞辽骑的障碍,同时,在京师原有驻军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驻军人数,并将“收兵权”的方针与拱卫开封的安全结合起来,实行“内外相制”的屯兵原则,即:京城驻天下之半军队,以威慑各地,合四方军队以防京军叛乱,使京师驻军数量前所未有。总之,北伐失败后,北宋的国防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积极进取变为消极防守,表明北宋统治者从此眼光向内,对外采取了消极退让的态度。宋太宗曾为此辩护道:“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于是“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成为当政者的普遍认识。

宋太宗晚年确定的全面防御的国防政策,虽在较大程度上可以填补京畿无险的缺陷,发挥了“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为险阻”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却是失败的。其一,全面、单纯的防守,使北宋在国防上丧失了主动性,违背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军事原则,难免陷入被动挨打、防不胜防的境地;其二,在“利战不利守”的平原上采取守势,可谓以短对长,极大地增加了防守上的难度;其三,处处设防,分兵把守,使宋军难以积极配合,迅速集中,丧失了战时的兵力优势,难敌相对集中之敌;最后,“以兵为险”的部署,使开封成为国防上的重包袱,造成了“国依兵而立”的局面。这一局面在一般情况下尚可维持,但在出现边防危机、几面受敌的情况时,则难以应付,如调京师驻军支援前线,原有防务部署势必瓦解,开封便有亡城之虞;如重兵困守京师,则边防又有崩溃之险,使北宋陷入了两难境地。但是,由于这一政策既适应惧外怕打的心理,又有利于皇帝控制军权,所以,竟被统治集团捧为护身法宝,即使在以后实力大增的情况下,也不稍加调整,依然遵行不悖。这就不能不对北宋的国防乃至南宋的抗战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上述国防政策的实施,使北宋政府长期背负了巨大的军费负担。为了完成全面防守的兵力部署,北宋不得不大肆扩军,陷入越怕打、招兵越多的恶性循环。宋初,禁、厢军约37万(其中作战的禁军约20万),太宗末年,各增加了近一倍,此后,总数更超过了100万。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少裁军,“冗兵”现象极为严重。这支军队的相当部分,是用来卫戍开封的,所谓“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庞大的京师驻军,又是造成“冗兵”现象的重要原因。由于北宋实行募兵制,军队的各项开支全由政府负担,因此,巨额的军费就成为北宋财政的最大包袱,宋人即承认:“自来天下财货收入,十中八九赡军”,从而削弱了北宋的国力,并促发了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
其次,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国防政策导致了北宋御外战争的彻底失败。宋太宗后期,北宋对辽已出现被动挨打的局面,“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是汉家郡县,据坚壁,囚天兵,待敌寇之至也。所以犬羊丑类,莞然自得。”宋真宗登基后,契丹更不断出兵南犯,宋军除杨延昭数将反击外,大多困守城垒,如大将傅潜拥兵八万,却“闭门自守”,不敢出战。结果,宋河北防线形同虚设,辽骑任意横行于河北、山东的许多地区,甚至开封也“凛凛常有戎马在郊之忧”。1004年,号称20万的辽军大举南攻,如入无人之境,仅用两个多月就打到黄河北岸,宋都已翘首可见。北宋王朝面临亡国之险,宋廷内部一时要求南迁避难的呼声甚高。北宋最终付出巨大代价澶渊之盟,才换得辽军北撤。这充分证明了北宋全面防守政策的失败,暴露了“守内虚外”态度的虚弱本质。然而,宋统治集团不仅没有在失败中清醒过来,对无能的国防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造,反而认为辽军不可战胜,更不敢设想反攻的战略。此后,北宋统治者竟视“议和”为休战法宝,用来补充防御政策的不足。澶渊之盟后,宋真宗曾几次西巡洛阳,许多人鉴于不久前的教训,建议行都于此,但宋真宗既安于开封的优胜条件,又寄希望于议和条款,拒绝了这一请求。可以说,北宋统治者从此陷入苟且偷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了。
与北宋对辽退让求和的同时,崛起于西北,又从侧翼对宋构成威胁。宋仁宗时,西夏对宋不断发动攻势,迫使北宋从京畿抽调大批军队,投入西北战场,一时陕西驻军竟达30多万。这种剜肉补疮的办法,实际上改变了原来以御北为主的防御体系。其结果是,北宋虽凭借陕西、河东的有利地形挡住了党项的进一步进攻,但河北及京师却出现了防御空虚的严峻局面,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警惕。对“内理外安”的论调进行了批驳,“议者或谓四夷乃支体之疾。夫支体之疾亦根于心腹矣,苟支体未宁,则心腹安得无患!”指出河北“郡无善将,营无胜兵……缓急之际,曷以御之?”宋祁也上奏曰:“天下根本在河北……乃以陕西、河东为先,河北为后,非策也。西贼兵锐士寡,不能深入,河东天险,彼惮为寇。若河北不然,自蓟直视,势同建瓴,贼鼓而行,如行莞衽。”在上奏中则认为:在辽夏“夹困中国”的形势下,应一方面“日夜计略为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则战守为实事”,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加紧修缮洛阳,储积充足的粮物,“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尽可能减轻都城对国防的负担。范仲淹等人主张把国防建立在积极防御、有备无患的基础上,反对因循守旧、依赖议和的态度,可谓明智之议,但却被当政者视为“迂阔之论”,不予重视。于是,辽乘机陈兵要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不得不与夏订立“庆历和议”,对辽增加“纳”币的数额,用屈辱的条约换取了暂时的和平。由于此后辽朝逐渐衰落,宋边辽境趋于稳定,而西夏的进攻仍时断时续,因此,北宋将防御重点转向西北。宋神宗及其后几代,对夏都采取了“开边”蚕食的斗争,开封驻军进一步西调,都城的防卫力量更为减弱。宋神宗就说:“京师兵马比元拟留十万人数已甚减少。”宋哲宗时,又有人指出:“今军卫多西戍,山东城郭一空,卒有盗贼乘间而作”,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局面到北宋末就变得更为突出。随着政治日益黑暗,军政不断破坏,北宋的国防实力遭到极大削弱,特别是在京师驻军已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严重的阙额现象,“自熙丰至宣和间,禁军阙而不补者大半”,从根本上瓦解了“以兵为险”的开封防卫体系。事实上,全面防御的国防政府至此已名存实亡,所谓“至于靖康,禁卫弱矣”,由此可见。到北宋末年,开封已陷入不堪一击的境地。
在北宋日趋末落的同时,女真族迅速崛起,并很快灭亡了辽势力,从北部对宋构成更大的威胁。面对边防形势的急剧变化,腐朽统治集团没有立即调整边防部署,将国防重点转向北线,利用取得燕京等地的有利条件,构建坚固的御北防线,完成宋祖未能实现的目标,也未增强开封的防卫力量,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金兵南攻,反而继续追求享受,因循于旧有的防守体系。因此,北宋城破国亡就不可避免。从1125年至次年,其间仅隔半年时间,金军就两次南攻开封。其进军路线是:西路从大同攻河东,再转向东进;东路从河北正面南攻,渡过黄河后,与西路军合围开封。除西路军首次南攻被阻于太原外,其余几次进军都极为顺利,特别是东路军两次南下,势如摧枯拉朽,宋河北及都城的防线一触即溃,黄河浅?,难以限敌,“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敌逐北而追之。”开封顷刻就成为金军打击的对象。1126年闰十一月,开封城破,北宋终亡于边患之手。
北宋亡国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究其原因,当然主要在于北宋末的腐朽统治,但其亡于异族之迅速,却是与北宋长期实行失败的国防政策有关。叶适精辟地指出:“靖康之祸,不特群[忄佥]阶乱之所致,而国家之弱势固使之久矣。”如果说,宋初对辽采取的防守部署,是特定形势下的策略手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到宋太宗晚年定形的全面防御之策,则是悲观失败主义的产物,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在这一消极政策的指导下,北宋完全自觉地放弃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收缩兵力,处处设防,满足于守住已有疆域。这一政策一经确立,就成为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的护身符,叶适一针见血地指出:“举一世之谋虑皆自以为可久安而无他,此贾谊所谓‘非愚则谀’。”由于这一政策犯了“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军事大忌,加之地理上不利防守的弱点,所以,北宋的防御体系必然是脆弱的,无法承担国防重任,被动挨打的局面就难免出现。澶渊之盟后,北宋国防的弱势已明显形成,西夏强盛后,北宋的防御面扩大,兵力进一步分散,从而弱上加弱。及至北宋末,腐败的政治更导致了国防力量的涣散、瓦解,“昔日弱势之可守者,又皆废坏,而其纱势之不可反者,遂为膏盲不可疗之危疾。”由此可见,北宋亡国乃基于其长期的积弱,而其积弱又主要在于其失败的国防政策。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北宋长期存在的国防形势紧张局面,与开封地形无险可守的弱点有一定关系。北宋当朝不少人都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迁都的建议。北宋灭亡后,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就变得更加激烈,如郑樵说:“宋祖开基,大臣无宅洛之谋,小臣无娄敬入关之请,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难。”明人刘定之认为,北宋“山河险固不足恃而恃兵以为命,然边敌之兵强,中国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创业之兵强,守成之兵弱,其时不同也。今以边敌为邻国,以守成期子孙,则兵不可恃……宋之都汴岂非失计邪?”这些评论都指出开封防守困难、不利于国防的事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进而将北宋积弱乃至亡国的恶果全归于定都开封,则失之偏颇。开封缺乏天然屏障,固然不利于防御,然而,国防巩固与否的关键,在于国防政策以及国防体系的内容如何,而不是其他。后周也定都于开封,但由于周室采取了以攻为主的国防政策,抓住了对辽战争的主动权,因此,开封不仅不成为其累赘,反而有利于屯集军队、调集物资,其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成为支持北伐的重要基地。即使在宋初,宋太祖采取的御北政策也是以积极防御为主,不乏适时的反击斗争。所以,边患同样受到了极大的扼制,未对开封构成直接威胁。事实上,宋开国者敢于定都开封,反映了宋初统治者有着继续北伐、与契丹争锋的气势,而不是退缩避难。只是到北伐失败后,由于宋统治集团丧失了主动进攻的勇气,采取了防内甚于防外的方针,使单纯防御占据了国防政策的主导地位,北宋从此才处处受制于人,开封也变成国防上的沉重包袱,导致了被动挨打局面的出现。还是元人说得好:“故其始虽足以戢奸雄之变,而其终渐无以御外敌之骄。”至于迁都之说,如不相应改变上述国防政策的内容,而仅限于单纯避祸,则是一种更大的退缩,宋室偏安一隅的现象就可能更早出现,这正是澶渊之盟前后,所竭力反对的:“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总之,北宋定都开封并非是其积弱乃至亡国的直接原因。定都开封与宋太祖积极的国防政策相配合,即为合理之举,无可非议;但宋太宗及其后诸帝在继续安都开封的情况下,改为消极的国防政策,就使都城与国防不再相适,从而涣散了北宋的国防能力,并最终导致其国防政策走向失败。
(原文发表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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