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罗荣桓的冲突 罗荣桓死后林彪还不放过他?

  -------在军委常委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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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和罗荣桓都是新中国开国元勋、十大元帅之一,都曾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两人共事相处久了难免产生矛盾,那么二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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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父亲一生中和林彪有过三次重要的合作,因此还一度有“林罗”的提法,事实上林彪是个很不好相处的人,您父亲为什么能在相当长的时期跟林彪关系处理得比较稳妥呢?
罗东进:林彪这个人他很有特性,他打仗作战这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但他个性比较强,很难和人家团结共事。他们曾经三次在一起共事,就是红军时期在红四军这一段,后来到一一五师,抗战开始以后在一起,后来林彪负伤离开了一一五师,以后到东北他们又在一起。
至于“林罗”的说法,过去讲“林罗”是因为他们比较长的时间在一起共事。林彪就曾经说过,他说:“什么‘林罗’?‘林’和‘罗’从来不是在一起的,应该分开。”
我父亲这个人不愿意和人家争功。因为他对林彪总的特点也掌握住了,林彪经常坐在作战地图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就考虑他的作战方案,别的事情都不管。所以我父亲把林彪不愿意管的一些事情,政治工作啦,动员工作啦,活动工作啦,以至到后来到了东北还有军事工业这些事情都抓起来。这样的话他们在共事当中就配合得比较默契。
而且对林彪一些非原则性的毛病,他也可以容忍,他的心胸比较宽。他从来不争功,也不诿过,有了问题主动去检讨。他在当红四军政委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因为抓了俘虏被国民党军队又抢回去了,当时有个书记处的代表在部队里,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指责这个事情,父亲就主动作了检讨,这个代表当场就免了我父亲书记的职务,当时林彪就不吭声,以后这书记就让林彪做了。
就这样的事,他能容忍,他也不和林彪计较,所以当时很多人讲这不公平不公道,但是他从来不问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两个还能在一起。
记者:尽管您父亲心胸开阔,但是他的容忍退让应该也不是一味的吧?
罗东进:就是非原则的这样一些事情,我父亲都不计较。但是对原则性问题,他要提出他的意见不让步。
比如说,在辽沈战役中下了决心要打锦州,突然接到情报,国民党在锦州又增加了几个师,这时候林彪就有些担心了,犹豫了,因为他原来对打锦州是有一些顾虑的,当然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主席已经多次要求一定要下决心打锦州,而且在会议上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了,所以他就给主席发了个电报,电报里请示能不能回师去打长春。但是我父亲认为林彪这个想法不正确,所以他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而且想方设法和刘亚楼一起做林彪的工作,促使他又下了决心去打锦州。这个时候主席在等的过程中很着急,我记得有个电影反映了主席冬天在外面等的情景,他不进屋子里去,在外面一直等,整天工夫也不回去,周副主席找他也不回去。
以后由于他们做通了工作,我父亲他们说再给主席发个电报,然后林彪说那你起草,所以我父亲又起草了电报,做了一些自我批评,讲了还是下决心要打锦州,这时候主席才放了心,辽沈战役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他不让步。
记者:人们常常把您父亲称为“毛泽东思想最忠实的实践者”,为什么这样说?而且据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后来和林彪有了一些冲突?
罗东进:他对主席的思想是很忠实的,他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要实事求是,不要一味背警句”。
上世纪60年代林彪提出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要带着问题学,要立竿见影,听起来对主席的思想非常坚决。但是我父亲对他的提法当时就有看法,当然林彪那时候这样标榜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是别有用心的,到“文化大革命”这些事情就清楚了。
我父亲感觉到这种提法不对头,这样会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引向一种庸俗化,他不同意。在一次会上,好像是在讨论一个文件草案的时候,我父亲就讲了,这个草案里头写了很多像“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这些话,他说这样恐怕不妥当,应当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当时林彪脸就拉长了,说了一句:“那你说怎么学好?”最后他站起来,也不开会了,拂袖而去。
他和林彪在如何学习主席著作上有不同的看法,我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小问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考虑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一次给他写了一封信,讲到我们在学校学习毛主席著作。1961年的4月14日他给我回信,他说:“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你不要满足于现成的词句和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和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习’,就不能只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所以他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信的左上角还专门写了一行字,他说我久不写字,手发抖,你要好好地看,意思是这个事情太大了。同时父亲也感觉到林彪已经听不进别人的话了,所以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当时也很重视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拿到书记处会上去讨论,当时书记处的会上大家同意罗荣桓的观点,所以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以后再复出的时候,他讲过两次话,专门讲到了最早罗荣桓同志和林彪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上是有斗争的,他说,当时我和罗荣桓同志一起反对林彪。现在回过头来验证一下,大家理解了,但在当时情况下,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记者:因为这些曾经的冲突,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趁机打击报复您父亲了,是吗?
罗东进:罗瑞卿在“文革”前就被整下去了,所谓被监护起来了,一直到“文革”后期监护结束以后他说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说就是在那个时期,林彪曾经把他叫到家里去,说罗荣桓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反党。罗瑞卿回家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林彪又打电话给他,说我昨天给你讲的话你对谁也不要说,暂时不能讲,这是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后来罗瑞卿同志在他回忆里讲,他说好一个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实际他是感觉到这样说这样做在主席那儿可能通不过,因为主席对罗荣桓是知道的。主席曾经在父亲去世以后回忆他时讲过一句话: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就跟着我倒霉,所以在长征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不得志的。那时候和主席一起的还包括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回忆说他们两个在长征路上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都是被排挤在外的。所以罗瑞卿就讲,罗荣桓同志有这样一段历史,他林彪没有。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没有那样整他,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也就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四年了,林彪有一次在人大会的讲话当中,还说到了我父亲,说是在总政工作得最差、最没有成绩的就是罗荣桓,还不放过他。
以后他又指使人在总参里头写大字报。把我母亲打成“寡妇集团”的头儿,整我母亲,整我们这一家。刚开始总参那张大字报是贴在楼梯口上,非常大,从上面一直挂到下面,标题很大,就是“跳梁小丑林月琴”,内容没多少,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没写出什么东西来。第二天旁边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字不多,“坚决支持吴副总长的革命行动”,落款是“毛家湾党支部”,也就是林彪驻地。把我母亲整了半天,整她的历史,她也没有犯过错误,什么也没有,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罗荣桓死后林彪也不放过他?
有些书中说林和罗不和,甚至在罗过世后林也不放,事实根本没那么严重。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罗荣桓回到北京。过了几天,《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他和贺龙元帅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他审阅。

  罗荣桓看了这篇报道的内容,第一段是讲搞好调查研究,第二段是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报道写道:“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罗荣桓又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把稿子放到茶几上,沉思起来。

  李逸民生怕这篇稿子因为提到他的名字而被他否定,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料,这次罗荣桓却非常干脆,他沉吟了一会,然后拿起铅笔,在小样上只改了几个字,便交给李逸民,同意发表。

  李逸民见状若有所悟,他联想起今年二月二日他调到报社不久,罗荣桓在报社副主编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李逸民对此讲话印象很深,感到这一提法同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等明显不一致。或许正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罗主任这一次才破例同意发表这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报道吧。

  三月二十八日,上述新闻稿在《解放军报》头版明显位置发表。

  就在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东进的来信。在信中,罗东进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同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样,他在信中也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尽适当地引用了毛主席有关的言论。罗东进还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这一问题向父亲请教。

  罗东进这一封信向罗荣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林彪那一套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开始在部队起作用了。对此,罗荣桓不能不感到忧虑。于是,他打开墨盒,用毛笔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写回信。他写这一封信既可以关照罗东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要走偏方向,同时也可以起到把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时批阅文件都是用铅笔或开始流行的圆珠笔,用毛笔荒疏已久,写字时手有点抖。他写道:

  东进:

  你四月八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罗荣桓又看了一遍罗东进的信,在信中,东进还提到他和同学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于是,罗荣桓又拿起笔写道: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在同学、同志之间交换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对林彪又何尝不可以这样做呢?

  罗荣桓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封信的内容涉及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系到儿子的健康成长,非常要紧,然而他的字却不可能写得太工整,于是他又在信笺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小字:“字迹潦草,你仔细看。因我久不写字,手发抖。”

  到四月下旬,传来了林彪视察部队的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与此同时,罗荣桓接到通知,军委将于三十日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是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会前,罗荣桓审阅了这个草案,看到这份军事文件也套用了林彪“带着问题学”那几句话。他在这几句话下用铅笔画上了粗粗的一道,决定带病去出席会议。

  四月三十日上午,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三座门俱乐部二楼第七会议室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委常委有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张令彬、周希汉、封永顺。

  会议由林彪主持,前面几个议程很顺利地通过了,接下去讨论到《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的草案时,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停了一会,罗荣桓发言: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坐在他斜对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

  林彪感到十分难堪,可又不便发作,便问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罗荣桓讲完后,林彪半响不吭声。几分钟过去了,无人发言。林彪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好吧,散会!”林彪没等罗荣桓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了。罗荣桓对于林彪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地将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家以后,罗荣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几天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散步时还不时自言自语:“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月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摇头不语。

  五月一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以为继了。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象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去年十二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从国外归来,当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仍然去机场迎接。由于机场人很多,他只是同邓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来了。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一九七五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九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一九七五年九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三页〕

  一九七七年五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五-三六页〕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一九六一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林彪的报复

  林彪自从四月三十日怒气冲冲离开会场后,一直十分烦躁,他在算计要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一天,海军一位干部来到林彪住处向林汇报工作。此时,毛家湾林彪住宅正在修缮,林彪全家暂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见。这间房子很大,但是只摆了几个沙发和一张写字台。窗户都挂了厚厚的窗帘。屋里既显得空荡荡,又显得阴森森。林彪埋坐在沙发里,眯着眼在听汇报。中间,罗瑞卿来到,林彪示意罗瑞卿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就坐。海军那位干部在汇报中说到罗帅在福建前线曾对部队指示,一九六一年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

  “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主席当时的号召。这究竟有什么错,会惹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由头。果然,接下去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听到林彪给罗荣桓扣“反党”的帽子,罗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见他们两人都不表态,突然转过脸来对着坐在他身旁的罗瑞卿说:

  “听说你也是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

  风暴突如其来,罗瑞卿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看过总政给中央的报告,那根本与“开炮”风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问:“没有?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说:“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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