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么了 朱毛之争是怎么回事

  ———-古田会议以前

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么了 朱毛之争是怎么回事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7-11-22/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在写到井冈山会师的时候都以胜利会师结束,似乎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实际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工农红军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调,由此也产生了朱毛之争这样的说法。那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样的了?朱毛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德与 …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在写到井冈山会师的时候都以胜利会师结束,似乎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实际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工农红军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调,由此也产生了“朱毛之争”这样的说法。那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样的了?“朱毛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德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后,在对红四军领导权上曾经出现过分歧与争议,史称朱毛之争。朱毛之争以罗福嶂会议为导火索,以古田会议为结束。结果毛泽东取得了胜利,确立对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其“党领导一切”的建军思想成为整个红军,乃至其后所有中共军队的建军纲领,使得中共确立了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掌控,为中共此后的军事胜利打下基础。同时,毛泽东也成为中央红军唯一的领袖,走上了成为中共领袖之路。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窦春芳与教授苗体君共同撰文,披露这段中共军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争权事件,揭秘毛泽东独掌党政军大权始末。
一、朱德“出击赣南”与毛泽东“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之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1928
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红四军的机构设置虽然时有变化,但决策领导层里始终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也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声威更大。对此,1929年1月1日,
蒋介石任命已两次参与组织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
的第35军军长何健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共6个旅18个团,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一时间井冈山处境危急。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研究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对策。
此前,毛泽东与朱德在许多问题上就各自有各自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为此,毛泽东与朱德常常争论不休,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朱德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认为朱德的主张是“游击主义”。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针对敌人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采用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还是朱德的“游击主义”方针成了大会争论的焦点,而出席会议的人员也都一时拿不定主意。
柏路会议上,陈毅“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
并被大会采纳。陈毅分析毛泽东、朱德的建议后,认为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但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加上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已经进行了两次‘进剿’,同时还对井冈山进行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如果红军不分出一部进行远地游击,引开敌人,不仅很难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同时也很难解决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困境。最终柏路会议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的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部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此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并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
二、毛泽东的“集权”与朱德的“分权” 之争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陈毅与朱德、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就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就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而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但当时的“大余县毕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就这样赣军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少数人向城南转移。这一仗,红四军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部队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日夜行军,
因为沿途没有党组织,群众不了解红军,孤军作战,这期间连军部都差点险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腿部中弹。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自己快步脱身。”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困苦的时期。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根据大家的意见,于是准备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是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朱德、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朱德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终也没有任何结果。几天后,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而红军还身着单衣行军,所以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的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图片 1
三、陈毅主持工作,对毛朱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前委委员、大队以上的党代表、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共50人。会议由28岁的“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会上民主气氛很浓,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会上,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最多,甚至有些过火。刘安恭一条腿蹬在凳上,像袍哥骂茶馆一样批评毛泽东“一切权力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竟然没有出来制止,这也让后来的陈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大会召开之前,因为陈毅是前委代理书记,所以毛泽东特意找到他,请他在会上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创建及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前打招呼到起了反作用。16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康生突然向陈毅发难,指责陈毅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历史疮疤,面对康生的咆哮,陈毅回忆说,当时我总觉得,
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
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
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前委代书记陈毅,在讲完革命形势后,竟然公开对朱德、毛泽东二人同时开火,这让毛泽东、朱德及其他代表都感到意外。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指责最为严厉,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他批判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最后,连刘安恭也被他臭批了一通。最后陈毅又对毛泽东、朱德二人说到:“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在场的人听后都大笑不止。对此,毛泽东异常恼火,他坐在那里不停的吸烟,一言不发。会上,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后来,据出席会议的罗荣桓、罗瑞卿、萧华、谭政等人回忆,投票选举时,毛泽东只差一票,最终毛泽东落选。会上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
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会后,气愤难平的毛泽东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养病。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前委书记陈毅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陈毅称自己是一个“过渡内阁”,并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工作。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军队通过合围的方式,对闽西根据地发起进攻,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闽西根据地解决掉。紧急时刻,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蛟洋,商讨对敌策略。对此,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他说:“我们不要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等敌人走了,
我们再打过去。”如果三省“会剿”之敌进攻闽西,我们就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当时陈毅正准备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于是,陈毅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
就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蛟洋作调查研究,按中央的要求,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并率部保卫着闽西根据地。这期间,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朱德等人愈发觉得毛泽东主张的“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
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的正确性。攻下上杭后,红四军召开了第八次代表会议,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于是,朱德与一部分代表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给前委写了回信,矛头直接对准了陈毅,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四、中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1929年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在上海住了两个月,
陈毅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间的争论,为了化解朱、毛间的矛盾,一开始,陈毅就明确地主张,毛泽东应该离开红四军,朱德就不要离开了。陈毅还向中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自己不适合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并请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但经过比较、分析后,
最终陈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陈毅把在上海的两个月,
称之为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在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中,大部分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特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作法。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期间,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了许多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通过讨论,
陈毅也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期间,搞极端民主化,放任下面自由讨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二人在红四军中的威信而不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红四军的组织问题时,
李立三曾经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当时,陈毅不假思索地说,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也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陈毅当场表示,
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
随后,陈毅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动。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因签发这封信的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所以历史上又被称为“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1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离开上海,启程回闽西革命根据地,经过20天昼夜兼程,10月21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并在梅县东源与朱德见了面。10月22日晚,陈毅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还对出席会议的人员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向他承认错误。朱德听后,立即表示同意。当陈毅听说,毛泽东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时,陈毅也颇感震惊,但随后陈毅就补充说,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的。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随后陈毅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连收陈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最后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见到朱德、陈毅后,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会上还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会后,陈毅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随军协助毛泽东对部队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着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对来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与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古田会议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
朱毛会师后,军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与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率领的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终通过争论,化解了矛盾,为红四军的发展与壮大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红四军歼灭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个团,攻占长汀,打开了闽西局面。在长汀,部队番号作了改变。团改称纵队,营改称支队,连改称大队。第二十八团主力编为第一纵队,第二十八团余部和特务营编为第二纵队,第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即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九支队长是张宗逊。

  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一些争论。这一争论早在井冈山时期即已产生,有的人对党支部决定连队的问题有怀疑,有的党员认为党的严格纪律约束了个人自由。此外,虽然经过了“八月失败”,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尚未为当时红军领导人所普遍接受。

  关于这次争论,罗荣桓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会议还争论了究竟是政治部出布告,还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隶属于司令部。在会上,还有人认为,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集中,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家长制。他们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如此等等。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这些主张完全切合部队实际情况,效果都是明显的。毛泽东关于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败。“八月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主张牵涉到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更是必须坚持的。因此,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罗荣桓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七月底,蒋介石发动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决定,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①留在闽西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一月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与此同时,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状况和红四军“七大”中的分歧意见。

  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出师不利,朱德决定,回师闽西。九月,第二、三纵队和一、四纵队会师后打垮土著军阀福建暂编第二旅卢新铭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时,由于实行了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问题无论巨细都毫无准备地拿到会场上争,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

  红四军“八大”在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气氛中开幕以后,“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①〔熊寿祺:《红四军状况报告》,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这次会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在会上,罗荣桓等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但是,毛泽东仍然留在闽西。

  十月上旬,中央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时,两广军阀混战已经停止。然而因为消息闭塞,前委仍然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第一、二、三纵队开往东江地区。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写、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转来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达二百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罗荣桓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正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激战,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他也没有在意。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上衣的口袋已经烧破了。他一摸口袋,那作为零用钱发给他的一块银元居然还在。他把这银元掏出来,摊在手心,回想着方才的战斗情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子弹正好打在银元上。他摇摇头,道一声“惭愧”,不禁哑然失笑。他后来诙谐地对家里人说:“要不是这块银元保驾,那一次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罗荣桓躺在担架上,随着打了败仗的队伍匆匆北撤。当时部队里连纱布、碘酒也没有,医务人员只好随便找上点白布将他的伤口裹上。殷红的鲜血早就把裹伤口的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不住地颠簸,引起罗荣桓伤口一阵阵剧痛。他咬紧牙关,还不时安慰为他的伤势焦虑的医务人员。

  队伍撤到寻乌,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二十三日,红军收复汀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同日,罗荣桓住进了汀州傅连暲开办的福音医院。自从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三月打下汀州后,傅便倾心革命,带领医院积极救治红军伤病员。由于红军当时尚无较稳定的根据地,红四军撤离汀州后,医院仍留在汀州,利用教会和红十字会名义及傅在当地上层人物中的关系,继续掩护和医治红军伤病员。

  这时,罗荣桓的伤口已基本愈合,但因为负伤时失血过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为了给罗荣桓补血,加强营养,傅连暲天天让他吃猪肝,可又不让他吃一点辣椒,因辣椒是有刺激性的东西。罗荣桓住了十天院,几乎天天都吃不放一点辣椒,盐也放得不多的猪肝汤。他既衷心地感谢傅医生对他的关心,可又感到实在有点吃腻了。后来他经常对傅连暲开玩笑说:“你的猪肝我可是吃够了。”傅便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为了加强营养,除了猪肝,我是什么也拿不出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罗荣桓出院归队,随即率领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军部也驻在这里。

  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说,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大家所一致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这次大会提出,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当选为委员。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在前委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此次选举精神,一洗以前的故习,……内中如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罗荣桓五位同志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这时罗荣桓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古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沉静稳重的罗荣桓就是不言的桃李。由于他不露锋芒,便很难脱颖而出。人们发现他的才干就需要一个过程,连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毛泽东都对他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在第二纵队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进军江西。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断后,同时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曾士峨任司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①〔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此时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原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在起义之初,队伍里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前委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为部队的进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础。

  但是,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对党代表重视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他们非常不情愿到闽赣交界的山区来,感到这个地方田少石头多,吃的尽是番薯,生活太苦。他们最高兴的是闯州过府,因为进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还想乘此去赌钱、逛窑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旧军队来的干部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说什么“当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有关系”。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第二纵队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去年下半年刚从上海调来,没有经过实际锻炼。他调到二纵队不久,正赶上打土豪杀猪,便亲自提了灯笼去照明,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来不久,部队去打梅县。编进队伍里的一批原卢新铭部的俘虏兵,天天有开小差的。他不是设法加强政治工作去巩固队伍,而是采用枪毙逃兵的办法,部队出发前常常要枪毙逃兵放在大路上示众。但这样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几乎跑光了。

  罗荣桓一到职,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这支部队的关键。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条对照决议检查了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党员们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干部和党员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打骂士兵、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搜俘虏腰包、乱拿群众的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评纠正。

  在运动过程中,罗荣桓经常深入到各支队和大队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加强具体指导。他发现,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些流氓行为已逐渐克服,不过还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干。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针对这个情况,罗荣桓又及时在全纵队提出“反流氓行为”的口号,发动群众对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些人大部分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改邪归正了。个别人屡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开了小差。不过,这种人走了,反而会使部队更加纯洁。

  同反流氓行为比较起来,反对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军官认为打骂士兵是带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应当枪毙。这两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明确指出是“带有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行为,在部队内部还颇有市场。

  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曾同打骂士兵这种军阀残余作了长期的、不疲倦的斗争。至于枪毙逃兵的现象,在井冈山上还没有发生过,但下山之后,随着老骨干伤亡、俘虏成份不断补充进来,便时有发生并日益严重了。

  为了彻底纠正枪毙逃兵现象,罗荣桓召集了多次会议,对一些思想不通的干部进行说服。他首先指出,枪毙逃兵是封建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革命军队绝对不能采取。

  罗荣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将枪拖到兄弟部队或是赤色区域,也还是没有死罪;只有拖枪投敌才能以反革命论处。

  根据前委规定,罗荣桓宣布,今后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回去。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准假并发给路费,告诉他们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们回去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乃至白军士兵运动,今后什么时候归队都表示欢迎。罗荣桓指出,所以要这样做是由红军的性质决定的。红军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捆绑不成夫妻,用强制的方法并不能巩固部队。打梅县后,第二纵队几乎天天枪毙逃兵,还是跑掉那么多人,就是一个证明。

  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罗荣桓又领导全纵队建立了定期检查古田会议决议贯彻执行情况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时健全了支委会、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和党员定期向小组长作汇报等制度。

  在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过程中,罗荣桓还学习了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对形势的悲观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冈山上,罗荣桓就听到过“红旗打得多久”的议论,但要对其进行说服却颇为费力。读了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观情绪,进行形势教育的锐利武器。这封信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时,还将此信印发给山东军区各战略区负责人,并加按语说:“该信是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是马列主义者观察问题与掌握形势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学习。

  在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来。罗瑞卿一九二九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上海赴闽西组建当地红军。他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经常向罗瑞卿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罗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监禁时回忆道: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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