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上京遗址揭示中国古都发展史“新范式”

  发掘工作开始后,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教授每年都会访问辽上京遗址。他曾对皇城内佛寺“朝东”的问题迷惑不解,但随着考古揭示了东向轴线,他才有了答案。

  唐以后,辽和南面的五代、北宋长期对峙,形成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成为东亚与中亚、北亚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是东西方文化、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必经之路。董新林说,当时中亚地区“无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

辽上京遗址建议遗产区和缓冲区边界卫星影像图(受访者供图)

  历经历史沧桑,如今的辽上京只余绿草。它占地约737公顷,城址被大兴安岭余脉环绕,南侧有沙力河流过,风景如画。201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了有计划、长期的考古发掘。

中世纪都城和草原丝路与契丹辽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夏连林摄

  “作为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体现出既效法中土都城形态,又结合游牧民族传统的规划思想。”辽上京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说,这一范式对其后的金、元、清诸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内外学者视辽上京遗址为古代都城中“失落的瑰宝”。它在1961年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保存状况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和辽祖陵遗址作为一个整体,于2012年进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由于文献资料匮乏,《辽史》错漏较多,考古资料更显重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朱岩石指出,辽上京遗址不仅需要长期、多学科考古资料的积累,更需要以世界考古学眼光,开展与北宋、西夏、金以及高丽、日本等的都城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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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草原上的帝都”在公元10到12世纪搅动了亚欧大陆的风云,它就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众多考古新发现表明:它以东西为轴、从“双城制”布局、“因俗而治”,被专家认为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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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辽上京分为北边的皇城和南边的汉城,双城并列,呈“日”字形。但考古证据却清楚地证实整个城市是“坐西朝东”:只有东城门有帝王通过的“一门三道”;主要宫殿群的大门也朝东开;东门大街明显宽于其它道路……“在历代汉族都城的规划营建中,没有像辽上京这样有明确的东西向轴线,”董新林说,这种将宫城、皇城环套布局和东向轴线相结合的范式,“应是契丹民族的创造”。

  经过七年的考古发掘后,契丹辽帝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都城——辽上京遗址揭开了神秘面纱。考古学家首次发现并确认了北侧皇城内“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发现了佛寺、宫殿、城墙、城门、护城壕和街道路网等众多遗存,并“解剖”了其约300年、历经辽金两代的变化轨迹。

  “考古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了,又有新问题冒出来。”他说,辽上京遗址特有的都城形制,不仅为中国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也为东亚、北亚乃至世界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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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考古证据显示,在被金灭国后,辽上京的宫城完全被废弃,从帝都变成了金的地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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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工作开始后,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教授每年都会访问辽上京遗址。他曾对皇城内佛寺“朝东”的问题迷惑不解,但随着考古揭示了东向轴线,他才有了答案。

  比如,辽上京分为北边的皇城和南边的汉城,双城并列,呈“日”字形。但考古证据却清楚地证实整个城市是“坐西朝东”:只有东城门有帝王通过的“一门三道”;主要宫殿群的大门也朝东开;东门大街明显宽于其它道路……“在历代汉族都城的规划营建中,没有像辽上京这样有明确的东西向轴线,”董新林说,这种将宫城、皇城环套布局和东向轴线相结合的范式,“应是契丹民族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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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了,又有新问题冒出来。”他说,辽上京遗址特有的都城形制,不仅为中国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也为东亚、北亚乃至世界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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