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必威体育】心智理论的神话:你真的可以猜透别人的心思吗?

原标题:心智理论的神话:你真的可以猜透别人的心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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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视中间黑点的同时前后移动头部,可以看到同心圆环在旋转?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供图

连专家都无法预测暴力犯罪或自杀,我们却以为自己能看透他人的想法——扯淡吧。

人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是却有那么一类图形长期流传于网络、报刊,能够瞒天过海般地骗过你的眼睛,让你觉得自己似乎变傻了。即便是你知道了其中的玄机,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的眼睛,它们就是视觉错觉。每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召开的视觉科学年会上,都会评出当年最出色的十大视觉错觉。

ROBERT BURTON

2月19日凌晨2时,《神经科学杂志》期刊在线发表了题为《随着光流:真实光流运动向错觉光流运动转换的脑神经机制》的研究论文。该研究由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视知觉脑机制研究组完成。该成果揭开了视觉错觉的冰山一角。

封面:Owen Gent

光流运动(Flow
motion)视觉错觉包括旋转错觉、收缩和扩张错觉以及螺旋运动错觉。结合心理物理实验和脑功能核磁成像技术,该研究组及其同事的前期合作工作,首先揭示了旋转运动错觉的表征区域问题,他们发现编码真实旋转运动的人内颞上区也能够编码错觉旋转运动。以此为基础,该研究组进一步探索了真实光流运动向错觉光流运动转化的脑神经生理机制。这种信息转化机制的阐明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视觉信息在不同等级脑区之间的传递过程以及从局部到整体的视觉信息整合的加工原理。

“我不懂你觉得我在说什么。”

视觉错觉,对于大脑来说却是一种真实的感知觉,它反映的是人视网膜物理输入和大脑视皮层感知之间的不一致,是人类大脑通过复杂的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海量神经计算而产生的。人类在自然生活中,由于视觉刺激和场景的不同,再加上观察者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差异,可以自觉和不自觉地感知到诸如运动、形状、颜色、位置等视觉错觉。意大利视觉科学艺术家Pinna发现的旋转视觉错觉就是著名的视觉光流运动错觉,当人注视Pinna图片中心黑点,头部靠近或远离图片时,会很明显地感受到两个圆环在分别以逆时针和顺时针方向旋转,然而事实上圆环并没有任何物理转动。

(一对夫妻在争吵,于小餐馆无意中听见。)

这种整体运动视觉错觉感知的强弱,与构成图形的局部细节密切相关。虽然Pinna错觉广为人知,但它在大脑中是如何产生的脑神经编码机制迄今不清楚。

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后,行凶者的邻居震惊不已,告诉记者“他是个善良、和气的人”。然而,他的老同学和同事却将他比作一颗定时炸弹。一些社评者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在推特上连珠炮般的攻讦,彰显了他无底线的自恋、早期痴呆症、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鬼胎,以及一个恶霸父亲的形象——也有人说,他只是怀抱着复兴美国的一片赤忱之心。

据悉,光流运动视觉错觉包括旋转错觉,收缩和扩张错觉以及螺旋运动错觉。在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使用心理物理和单个神经元电生理记录技术手段,在精确控制Pinna图形刺激参数的条件下,详细研究了各类复杂光流运动,从真实向错觉转化发生事件过程中的运动信息脑神经整合机制。

对于任何人类行为,我们都能提出半打看似常识性的解释。当然,这都基于一个潜在的假设:我们能够比较精确地了解别人在想什么。我们明白他人拥有独立心智,并且明白他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向或许与我们的不同——这就是心理学家口中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以下简称
ToM)——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种人类独有的卓越认知技能

在心理物理实验中,课题组首先揭示了猕猴和人一样,也能感知到Pinna运动错觉。“我们在猕猴背侧视觉通路中两个编码视觉运动信息的高级脑区进行单细胞电生理记录,结果表明背侧内颞上区脑区神经元可以等价地表征真实和错觉的复杂光流运动,并且这两类光流运动信息都是通过大范围视野内整合其前级中颞区脑区编码局部运动信号的输入而产生得来的。”实验室负责人王伟研究员介绍,“进一步研究表明,各种复杂光流运动错觉在背侧内颞上区脑区神经元中的表征需要花费更多的神经整合时间。”

理所当然,我们有一套关于他人心智的民间心理学理论。我们天生就是性格分析师和行为警察,我们会爱慕,也会憎恶。我们与所见略同之人为伍,并向持异见者大加挞伐。“读心”是我们社会的黏合剂,几乎引导着一切日常人际交往。某个疑似持枪者是否可能施暴?某个精神病人有没有自杀倾向?总统候选人是否在撒谎?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判断,都受益于我们对他人心智的理解。

视觉错觉现象是好是坏?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尹家鹏认为,由于视觉错觉图形在自然界条件下极少存在,一般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这种现象并没有好坏的属性,它只是视觉系统基本运作方式的本能体现。他说,视觉错觉现象的应用涉及人们生活、艺术、建筑设计的方方面面。如果一个人的身材比较胖,他可以穿竖条纹的衣服来使自己显得更“瘦”一些,一些室内设计师根据运动错觉效应和空间透视等原理将室内设计得更加具有空间感。还有一些艺术家使用大量的错觉轮廓图形来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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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plash

betway必威体育,当然,民主之命运也决定于我们对各种思维模式的包容能力——然而,合理的公众话语几乎无处寻觅,可见这种包容属于小概率事件。一旦遭遇观点与自己相左的人,我们就指控他们有性格缺陷、受教育水平低下、被文化洗脑,或是犯下了潜意识偏见等一系列论证错误,我们说他们“只要不……,就能明白了”。然而,存在一种想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更为基础的可能性:会不会,我们压根没有精准解读他人心智的能力?

“他人即地狱。”——你的大脑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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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APOLSKY

你的大脑为什么讨厌其他人?

首先,让我们假设一种不可能的情境——假设我们能跳出自己的思维,以上帝视角看看ToM可能是怎么回事。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给一个儿童看两只手偶,提着篮子的是萨利,拿着盒子的是安妮。萨利在篮子里放了颗弹珠,离开了房间。当萨利不在的时候,安妮把弹珠从篮子里拿出来,藏在了自己的盒子里。最后,萨利回到房间。心理学家问儿童:萨利会在哪里找那颗弹珠?绝大多数儿童到了四岁左右,都能意识到萨利会在篮子里找(她最后一次看到弹珠的地方),而不会想到打开安妮的盒子。除了神经发育异常者(比如自闭症患儿),几乎所有儿童都通过了各种换汤不换药的萨利-安妮测试。认知心理学家经常引述这些实验,认为它们是人类能够知晓他人内心的确凿证据。

然而只看表象可不行,我们还需要知道大脑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的?近年来,神经科学家们提出了不少有趣的理论。1992年,意大利神经科学家吉亚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及同僚描述了第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神经机制。他们发现当恒河猕猴寻找花生等食物时,前额叶运动皮质中的特定细胞会放电;有趣的是,如果猕猴看到研究人员伸手拿花生,这些细胞也会放电——只要猕猴相信这是个有意为之的姿势,而且研究者打算吃这颗花生。由于发起某个动作和观察这个动作都伴随着这些神经元的放电行为,这些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而它们组成的网络则称为“镜像神经系统”。

因为猕猴可以分辨研究者的动作是为了吃花生还是随便玩玩,研究者推测镜像神经系统能够探测到意向(intention)——也就是说,猕猴也许拥有ToM。在这一发现后的十年间,许多人大肆宣称镜像神经元是共情、复杂社会互动、语言演化以及现代人类独有的文化发展的神经基础。行为神经病学家维兰努亚·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甚至断言: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等同于 DNA
之于生物学……这些神经元能为我们理解人类心智诸多神秘之处提供根柢,比如读心术般的共情、模仿学习,甚至语言演化。”

终于,许多头脑清醒的人不再沉默,那些夸大其词的因果判断也被怀疑主义者揭穿了。UCLA
的神经科学家马科·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是镜像神经研究的先驱,他说这一系统只能在辨识简单意向与动作的基础层级上运作。我们在玩扑克牌豪赌时就常常干这种事:你正打算下注时,发现左手边的玩家做了一个准备把一叠筹码全押上的动作。这个动作也许是为了把你的注意力从游戏的其他方面引开;也许他想要保护你右手边的玩家——他的卧底拍档;也有可能他正假装“露底”,引诱你在下一轮落入圈套。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都可以导致相同的肢体动作。而你只知道对手即将向前推一叠筹码,这个动作没有昭示任何背后的目的。

同理心、音乐和镜像神经元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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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BERGLAND

听Marco Iacoboni分享他对镜像研究的见解。

科学家们并没有认输,他们还在努力尝试证明ToM的存在。随着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崩溃,其他一些脑区成为了ToM的候选接班人。在2009年一场风靡一时的TED讲座中,MIT的认知科学家瑞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主张右颞顶接点(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这一在右耳后面的脑区——“几乎是彻底专门化的。除了思考别人的想法,它几乎什么都不干。我们成年人对他人的想法和判断有所差异,原因就在于这一脑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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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知道右颞顶接点还负责即时协调感觉输入,以维持自我处于环境中的身体感觉的稳定。我们可以借助经颅磁刺激(TMS)干扰右颞顶接点工作,制造出经典的离体体验(out-of-body
experiences)。在右颞顶接点,由于中风或脑部肿瘤造成的损伤,可能导致自我感觉紊乱,病人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瘫痪。即便如此,芝加哥大学的认知科学家让·德塞提(Jean
Decety)还是认为,正常运作的右颞顶接点,对于我们区分自我和他人是必不可少的

这似乎构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既要求这块脑区生成一个连续的自我感觉,又同时要它摆脱这个参照系,以全新的、不带偏见的视角理解他人的想法。这不相当于既要马儿跑,又不让吃草,将基础生物学定律置之不顾吗?

尽管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解释各有缺陷,人们依旧一厢情愿地相信我们能够观人如见肺肝。在萨克斯的TED演讲中,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知晓别人的想法?”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她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母亲注视着小孩,另一张是少年从高崖跳进海中。“这只是陌生人一瞬间的影像,而你几乎不需要什么信息,就能猜测到照片中的女人和少年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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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plash

我从那个母亲的脸上看到了爱混合着畏惧。然而,稍稍反省后,我发现自己只是把对人类普遍情况的一些假设强加给了她的脑子。她是否也在担心丈夫会因她一心宠溺孩子而倍感冷落?是否正苦恼着什么时候给孩子报名幼儿园?或者,她会不会正努力把无条件的爱意封存在记忆中,因为她料想等孩子长成叛逆少年,这种爱会四处碰壁?——这些我都无从知晓。依赖于那些关于人类本性的,或先天或获得的信念,我能够在最普遍一般的层面上想象她的心智,却不知道任何属于她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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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plash

至于那张男孩从悬崖上跳下去的照片,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我不了解什么关于跳崖者心理状态的神经科学文献,就用类似的研究替代举例吧:有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举世无双的无保护攀岩运动员亚力克斯·杭诺尔德(Alex
Honnold)。你可以看一下杭诺尔德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径直攀上垂直于地面、高达900米高的约塞密提峰的视频——没错,没有绳子、保护网或挽具。然后思考:当杭诺尔德俯视脚下几百米的优胜美地山谷时,他感到的是极度的焦虑与恐惧,还是只有些许?还是压根没有?顺便扪心自问:你对自己的答案有多大把握?你又是如何推断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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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力克斯·杭诺尔德(Alex Honnold)

2016年,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简·约瑟夫(Jane
Joseph)将杭诺尔德的大脑与另一位攀岩老手的大脑进行了比较。简向两人连续展示了200张理应唤起极度紧张感的照片,包括恶心的烧伤、不成人形的尸体和被碾成肉饼的交通事故遇难者,并用
fMRI
扫描他们的大脑。那位攀岩老手作为对照组,他的杏仁核(当人们感到害怕、惊恐或焦躁时,该脑区神经元便会放电)进入了高度活跃状态。然而,简告诉《鹦鹉螺》(Nautilus)杂志,杭诺尔德的杏仁核静如止水。当被问到那些照片时,杭诺尔德一副疑惑的样子。“我不能确定,但我感觉就好像……无所谓啦。”甚至那些“恶心的烧焦的小孩子之类的”照片,在他看来都有些过时和无聊。“就像在参观猎奇博物馆。”

试图想象你从未体验过的心理状态,就像是试图想象你从未体验过的性高潮是什么感觉。

约瑟夫认为杭诺尔德的fMRI显示,他缺少正常的初级威胁响应(primary
threat
response),就好像他的恐惧开关被关掉了
。即便如此,杭诺尔德并不觉得自己是无所畏惧的。他回忆起了一些可以用“可怕”来形容的事件,一些与攀岩有关,另一些与之无关。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二重困难——将语言叠加到心理状态之上。杭诺尔德是个很有职业素养的运动员,攀岩之前会非常仔细地研究路线。他早就认识到,摔下去就是死亡,而且他说这种可能性很可怕。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一种对危险的认知性理解,还只是一种感受到的情绪。鉴于亚力克斯的杏仁核在实验中没有放电,他口中的“可怕”应该与我们站在高楼外面的窗檐上时(更别说攀登悬崖了)感到的恐惧迥然不同。思考杭诺尔德做无保护攀岩时可能有何感受,让我联想到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做一只蝙蝠是怎样的感觉?”

我并不是在说,我们对他人脑子里的事情一无所知。大脑的模式辨识能力一流;我们一贯能够正确地预测到别人在葬礼上会感到悲伤,在小孩的一岁生日派对上会心情愉快,还有在高速公路上被加塞时会怒从中来。我们预测的成功率非常高,以至于我们对“他人一般与我们感受相同”深信不疑。不信你看看TED演讲的那些观众,当屏幕上放出男孩跳崖的照片时他们呲牙蹙眉的模样,就好像站在悬崖上的是他们自己似的。可是,如果那个男孩和杭诺尔德一样拥有一个沉默的杏仁核,人们的感觉就大错特错了。问题就在于,的确存在这么一堵无法逾越的墙,横亘在我们的想象与从未亲身体验过的心理状态之间。(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从未达到过性高潮,你想象得出是什么感觉吗?)

当然,也可能是我彻头彻尾地错了,我的理论反驳冤枉了ToM。也许日常生活中可以证明ToM的中心论点(我们能够知晓别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向)的实例俯拾皆是。

那么,让我们从ToM最简单的实验研究方法开始——测谎。假如我们擅长“读心”,那一定可以充当测谎仪吧。然而,2006年《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一篇评述称,被试志愿者观察一位演员并判断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正确率只有54%,跟瞎猜差不多。虽然人们想尽办法提升测谎水平,十年后,《心理学观察》(Monitor
on
Psychology)报道称,“人们侦测谎言的准确率并不高于随机(抛硬币),且这一发现是普世性的,无论是学生、心理学家、法官、面试官还是执法人员,都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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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谎似乎是不行了,要不再试试预测暴力行为?看看我们这次表现如何:1984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报道称,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在预测暴力这方面被严重过誉了。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对象已经不止一次展露了暴力倾向,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跨学科综合评估——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预测暴力行为的成功率似乎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过,文章也说了,新的预测方法或许可以帮他们挽回颜面。

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三十年后,《英国医疗学报》(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篇评论文章总结道:“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能预测暴力、性侵害与其他犯罪风险这一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旧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D·哈特(Stephen
D
Hart)参与开发了一项广泛使用的暴力风险评估工具,可他同样持悲观态度。“在辨认潜在的校园枪击犯或大规模凶杀犯这方面,目前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方式。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根之论,而预测暴力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预测自杀呢?也一样。近期的两篇元分析文献称:“在过去的40年间,自杀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并无提高。”英国国家健康护理研究所建议,不应该使用“以得出粗略的自杀风险水平指标为目的的评估工具或量表”。

好的理论必须是能够预测将来的。或早或晚,它们都需要证据支持。如果专家都没法告诉我们谁会施暴、自杀或撒谎,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ToM理论吗?它是否在本质和应用方面都存在局限?

也难怪Facebook引入了专门的AI系统来侦测高自杀风险用户。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镜像神经元的争议,以强调存在一些看起来像高阶功能的低阶大脑活动——但只是看起来像而已。我不免怀疑,萨利-安妮等ToM实验也戴着类似的假面。我们当然知道别人拥有心智、欲望和意向,而且或许与我们自己的不同。然而,所谓“设身处地”与真正地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其实是两码事。或许我可以穿上杭诺尔德的登山靴,但我没法爬到他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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