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betway必威体育此中无限兴 考古可醉人

  宿白,字季庚。1922年8月3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兼教研室副主任。1979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兼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美国洛杉矶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2000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编者按】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评选结果日前出炉,他们是:考古文博学院宿白教授,医学部彭瑞骢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沈渔邨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王恩涌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元方教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杨芙清教授,法学院罗豪才教授,物理学院陈佳洱教授,工学院黄琳教授,药学院张礼和教授。蔡元培奖以北大老校长、教育家蔡元培的名字命名,旨在表彰北大教师在教书育人、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弘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德师风教风,是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本网将陆续刊登第三届蔡元培奖获得者的人物通讯,以飨读者。

 

不久前的8月,宿白先生度过了他的91岁生日。出生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一生经历了民初的军阀割据、日军占领时期的统治、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但先生的人生却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2016年5月,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94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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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很多考古学界的知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再传弟子。宿白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诸方面,成就斐然。但是,这样一位被誉为是考古学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外界却知之甚少。在为数不多的采访当中,他也只是谦逊地称自己只是北大的“一个教员”。

宿白先生(2012年摄于蓝旗营)

 

倾心史学 投身考古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同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冥冥之中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宿白先生与北京大学和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宿白先生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中学期间,他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当时的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奴化教育,历史、地理课的内容只涉及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宿白先生就越想知道。1939年,宿白先生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就读小学四年级,少年时代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教育下度过。先生回忆:“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这份对“祖国”的拳拳之情,是宿白先生对历史萌发兴趣的开始。

 

1939年,宿白先生考入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尽管因日军侵华,北京大学的教学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仍尽力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历史课让宿白感到新鲜、充实,“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北京大学以及当时从燕京大学转到北大来的名师,为宿白开启了历史学的大门。毕业后,宿白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期间不仅专注历史考古学,还涉猎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宿白先生后来在魏晋考古、佛教考古、汉文佛教典籍目录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与当时的博采众学、兼收并蓄有着很大的关系。

  心无旁骛,醉心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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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本科毕业以后,宿白先生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个时期宿白先生听了许多外系的课程。如冯承钧先生的中外交通、孙作云先生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学、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等,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宿白先生全家福

 

抗战胜利后,由于局势的原因,宿白先生暂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恢复文科研究所后,当时的北大考古组主任向达在冯承钧先生的推荐下,将宿白请到了考古组,先生过上了上午考古组、下午图书馆的生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由于考古学的特殊要求,1950年开始,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直到暮年身体情况不允许时,才离开了田野。

  宿白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从北大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经冯承钧先生介绍,宿白先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为他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先生晚年的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共计图书11641册并金石拓本118种。

从上世纪40年代进入北大史学门,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让他始终兴致盎然、矢志不渝的历史考古事业。

 

《白沙宋墓》:一种典范

  宿白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一年多之后,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经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商量,宿白先生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工作,这样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宿白先生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工作。

1951年-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镇准备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宿白先生主持了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公开了这个重大发现。

 

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不明确、历史现象及问题多不及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宿白一人承担了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其间正逢中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宿白先生从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整到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学、行政和研究工作集于一身。先生不辞辛劳,排除纷扰,在1954年完成了白沙宋墓报告的编写。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白沙宋墓》于1957年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也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2013年,宿白先生荣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这是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在相关的报道中,有一位记者用了《此中无限兴考古可醉人》作为标题,文中写道:先生的人生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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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宋墓

  见微知著,融会贯通

 

 

   
尽管当时并无先例可循,宿白先生还是以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严格区分了报告主题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在正文之外,客观描述墓葬情况的同时,加入了大量考证性注释,这些注释中所论证的对象,经过几十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验证,证明几乎都是正确的。《白沙宋墓》一书中的论述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宿白先生的田野考古报告和论著、讲稿正式出版的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和《宿白未刊讲稿系列》6种,都是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

成书近六十年来,《白沙宋墓》已经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一种典范。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先生的治学方法与风范也对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曾在《白沙宋墓》再版时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搜集史料(包括考古学的和历史文献学的)、鉴别史料(史料的真伪和来源)、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做微观研究很辛苦,要一丝不苟,求全求备,来不得半点马虎,稍一放松便会有所失误。做考古学的微观研究,其基础在田野考古上;历史文献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来说,与田野考古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力作。

 

从云冈到龟兹——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

  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库区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1957年《白沙宋墓》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白沙宋墓》的编写无先例可循。至今整整50年过去了,《白沙宋墓》一版再版,其开创的编写体例和对墓葬结构、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仍深刻地影响着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先生在《重读〈白沙宋墓〉》中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收集史料(包括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鉴别史料(史料的真伪和来源)、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限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94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宿白先生与同学一起,假期之间游历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宏伟的北魏大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先生开启了石窟寺研究的学术之路。1947年,宿白先生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的重修情况,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宿白先生1951年写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又经长达五年的反复修订,发表在1956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互结合,“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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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白先生是公认的中国佛教考古的创立者,1996年8月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共收入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96年间的23篇论文,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中国石窟寺研究》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史密森学会的第三届“岛田奖”,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该奖项,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誉为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由于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了对云冈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云冈石窟的图录。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1938-1945年间,利用八年的时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测量、调查和记录,他们的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元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册,卷帙浩繁,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而宿白先生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

  宿白先生在学生时代就曾经参观过云冈石窟,深为“巨壮,世法所稀”的云冈石窟造像所吸引。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组织的雁北文物考察团的勘察,又曾到大同云冈考察。次年宿白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就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敦煌七讲》的专题讲演中,正式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徐苹芳先生指出:“什么是石窟寺考古学?简单地说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层位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但是,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毕竟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确实是一个新课题。”

1978年,宿白根据此前的成果,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这一系列新的研究结论使日本学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上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先生采用的文献的真实性。1982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也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系列的研究体现了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两个重要特点,也反映了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

 

1990年,长广敏雄撰写《中国石窟》一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终于部分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观点。对此,已故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有一番精彩的评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宿白先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四个研究程序:对石窟寺遗址作忠实、客观和科学的整理记录,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基本上恢复其原貌之标准;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同样体现出宿白先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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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在宿白先生年近70,受西藏文物部门之邀,为了整理1959年藏地佛教遗迹调查资料而进行的研究成果,被学界称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宿白先生(后排右一)与翦伯赞、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苏秉琦等在北京大学临湖轩接待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协会中国视察团

 

从云冈出发,先生佛教考古调查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至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南至大理石钟山石窟,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研究领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写下了《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煌煌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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