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绅士形象——《大国重器·黄大年》编剧对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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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电影一直是各个国家的重要载体,弘扬主流价值观,他们自己的国家。目前,在不断的交流和文化产品的碰撞模式,美国已出口美国的价值观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世界通过电影。在这个过程中,好莱坞集中了各种对战争题材电影的视听体验,全球领先的生产技术和营销策略,将美国的战争和军事伦理立场。从二十世纪到30年代和40年代的三十九步这些电影包括动作片、悬疑片、爱情片、青春片和其他类型的军事题材,这已不断向上对美国民族意识的分级和解读,尤其是美国英雄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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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夏天到今天的春节档,两部根据中国的海外撤侨行动电影狼红海II行动在红海行动狼II观看超过1亿4000万人次的累计数的早期阶段,一个至高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在这两部作品中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获得观众认可的重要因素。然而,它日益成熟的叙事风格是抓住大批年轻观众的关键,可以预见的是,类型片将带领中国军事电影创作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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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一个强大的主流文学创作,海狼行动II为内核的电影,现实背景目的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的公民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提高护理的国家广泛推广,符合影像表达的规律,在观众中建立社会关注度从来没有。提供军事题材电影发展的新经验,新代的电影主题。连续的军事电影杰作的问世,将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金的介入,通过高票房的类型片以优质的戏剧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军事电影,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两的有机融合,中国当代军事电影推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责任编辑 / 阎瑜

二十一世纪,对主旋律电影的typization,尤其是军事电影,已逐渐成为主流。军事行动的狼系列的成功,是在老虎装配在不断的积累,消化产品的基础上的其他作品参照中国电影。使外国电影的经验,在中国许多军事电影所表现出的高标准和近年来的新功能,如绿色发布不久,是上世纪80年代初部队文工团生活了70年代中期的反映。战争的激烈惊险的场面是根深蒂固的在故事中,奉献在战争和现代士兵的暴行给观众精神有更多中间的感知。

傅逸尘:你的父亲是著名的导演,母亲是制片人,这部《黄大年》,也是父亲成科担任导演。和自己的父母合作,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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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逸尘:作为一名青年剧作家,你或许更能够理解年轻一代受众的审美方式和情感结构。在剧作中,你也着意强调了异质性和悲剧性的审美体验。或许,这与我们从小接受了大量的西方经典文学、电影作品的影响和熏陶有关。具体到电影艺术,我们这一代甚至更为年轻的受众,都是被好莱坞电影工业规训和培塑出来的“标准观众”。你觉得,主旋律电影想要赢得年轻受众的青睐,需要在哪些方面创新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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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红海狼行动这要求创作者要看自己的创作有更为苛刻的艺术视野。只有质量更优,内涵更厚,可以有效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从中国的军事题材电影的发展趋势,电影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创作趋势,但还需要继续在电影的审美内涵,主要思想的创作力的纹理;创造,在人物的内心世界。该剧的主题的丰富性,加工更精准到位的细腻程度。换句话说,一旦我们有了更多的电影艺术家的高质量军事剧的创作能力,风格水平的提升是自然的。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在电影资源实现了全球配置,全国电影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现在,为了占据在通信国际电影的深度模式的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增强中国的文化输出的有效性,我们应该在艺术表达的说服力的文化基础。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思想、艺术和装饰作品,这样,才能让主流价值观更深刻、更有效的传播。

成孝湜:黄大年这个典型人物,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作为编剧来讲,这并不是我对黄大年的理解,相反,是黄大年给我的启发和创意。那么,黄大年到底哪里感动我?为什么他身上有这样的霸气?第一,他倔强甚至野蛮生长的人物性格。第二,他谨慎、谦虚,但毫不退缩的专业领域霸主身份。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他能够施展本领才华的时候,恰逢中华民族的大国崛起。我们常常说弱国无外交,更谈不到霸气。当你身后是一个孱弱的国家时,连应对挑衅的机智回答,都是一种外强中干与小聪明的表现。而黄大年可以在剧本中很轻松地说出台词:“这件事情我能做到,因为我是黄大年。”他的潜台词是,因为我是中国培养的科学家黄大年,我身后有强大的国家作为支撑。在我的剧本中,黄大年的性格,也隐喻了中国的崛起。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时代特点。在“千人计划”启动之前,如果写出这样的情节,写出这样的人物性格,是缺乏信服力的,甚至会让观众们觉得假大空。现如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已经走过了四十年风雨历程,成果已经积淀到了这个份儿上,黄大年这个人物的出现就是水到渠成,恰逢其时了。黄大年说话、做事的那种“范儿”,其实也表征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的自信宣言。

当然,军事题材和类型的电影有着天然的,行动是在选择的过程中,军事题材的电影类型;但也应该看到,近年来好莱坞战争电影却往往出现反类型:精彩好看的故事在思想深度和战争与人性探究普遍增强。例如二战的主题,从拯救大兵瑞恩风语者到血腥的钢锯岭敦刻尔克黑暗时刻等影片,其创作思想和需求一般集中在非娱乐的水平。这些作品虽然不缺乏战争的场面,但更多的需要渲染的主题,而不是简单地强调视听震撼和吸引眼球的独一的。少数民族联合印第安娜团队的作品如商业电影,电影更纯粹的类型。手段和后期拍摄的叙事方式和审美元素,高科技生产型大大提高薄膜的享受的同时,也使得肤浅的感官刺激的观众更容易疲劳,而且往往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标准作为评价尺度;而西方电影艺术家更成熟的过程中意识到战争和人物的命运,表达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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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中有一个情节动作逼真的战争场面,人物形象丰富、合理、严谨;更重要的是,宽红海行动,固有模式的深刻主题。虽然这部电影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但主题的论述,它也注入了更丰富的思想品质。例如,除了尽一切可能拯救同胞的电影龙虎突击队还发现了一个肮脏的炸弹制造原料黄–可能落入恐怖组织手中,任务目标的迅速调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粉碎恐怖阴谋。这组超越现有的故事线,彰显出鲜明的人道主义F感情和立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力量的艺术主张,扩大有效工作的气象模式。此外,这种超越性也体现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创造,龙虎突击队的成员有不同的性质,并在激烈的战场环境,有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个人荣誉的追求。丰富的人物设定,除去说教气,也让角色更肉和肉,能感觉到亲切。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视域亦是方法

△ 《大国重器·黄大年》剧照

这让我产生了很多困惑。首先,他为什么要回国?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一句“他爱国”来解释,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绝不是一句简单的“爱国”就可以完全覆盖的。其次,他回到国内之后,为什么放弃了以前的生活习惯,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拼命工作,对教学和科研投入全部精力和激情。要知道,改变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并不容易,尤其在短时间内突然转变。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沉浸在黄大年的世界之中,甚至电脑桌面都换上了他的照片。

△ 《大国重器·黄大年》剧照

成孝湜:在我看来,风格化和类型化是不应该加以生硬地割裂的。类型是一部电影的躯干、肉体,而风格则是性格和灵魂。

电影剧本《大国重器·黄大年》以我国全球航空地球研究领域顶级专家黄大年为主角,讲述了黄大年响应国家“千人计划”的号召,放弃在英国绅士般舒适的生活,毅然投身祖国科研事业的生命历程。剧本刊发在《中国作家》影视版2018年第8期。本文为评论家傅逸尘与《大国重器·黄大年》编剧成孝湜就该剧作创作的对谈录。内容涉及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新视角新姿态,英雄叙事、审美原则与英雄形象的全新构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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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年》电影剧本创作,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从这部戏的成功,我看到了新时代的文化曙光。创作人员可以更加理性地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对创作者而言恰恰就是自我突破的必由之路。我会继续努力,讲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成孝湜:如果把电视剧比喻成工笔画或者是写实派的油画,那么电影在我的心中就是中国的山水画。需要有远山的青黛,需要有留白,需要有若隐若现的扁舟,这是电影独具的艺术魅力。当然这是要靠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去把握的,所以我在编剧的过程中,会给出留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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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典型人物”。黄大年是世界级的权威专家,在英国生活了14年,过着绅士般的生活,住别墅,喝下午茶,打高尔夫球,爱拉大提琴,又喜欢踢足球,在球场上脾气还比较火爆,算是个性格球员。当他毅然决定回国以前,卖掉了英国的资产,虽然在经济上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但是金钱这个概念对黄大年来说早已不成为问题了。

一部作品深刻与否,在于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于人性的理解、谅解,甚至是无奈地接受这样一种客观的存在。关键在于,我们写善的时候,从善良中看到危机感;写恶的时候,我们需要以悲悯的情怀去反思这种邪恶的根源。如果为了展示邪恶而去写邪恶,甚至表露出一种恶的趣味,那就是创作者审美低下和思想无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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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孝湜:下部队采风、体验生活的经历,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丰富了我的情感。在写《黄大年》这部戏时,我敏感地觉得黄大年身上具有军人气质。他有血性、体格健壮,有时性格暴躁,这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文弱的科学家形象。为了科研任务,他顾不了家,忽略了妻子的感受,但是他心中是同时怀揣着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和对妻子、女儿的真情。这种情感和处境,和军人是相类似的。

成孝湜:的确如此,能够在影史上留名的人物和作品无不是对时代有独立甚至另类视角的思考者,对历史要有反思,对于未来要有预判。于无声处听惊雷,体现的正是作者的思辨能力,但在我看来更高级的创作境界可能是“于惊雷处听无声”。

成孝湜:逸尘兄,你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来概括和阐释。的确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这个概念或曰理念不仅对于主旋律电影,对于当下整个中国电影创作而言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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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才说到变了味的英雄,这背后指向的恰恰是当下时代的英雄观念的错位。影视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底线在于人格的独立和健康。

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呼唤新视角、新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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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重器·黄大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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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现在转业离开了部队,但十余年军旅生活的磨炼,也会带给我一些天然的优势。在写作过程中稍有倦怠疲惫,稍有厌烦或者遇到阻碍的时候,我会本能地感觉黄大年就是我牺牲的战友,我要为战友完成他的传记,讲好他的故事。

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个大师是在和自己赛跑,他想要看到自己的极限到底是什么,而国家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表现伟大科学家与生命极限拼搏,在科学的桂冠上打破自己纪录的一部影片。真正打动我进行《黄大年》创作的契机由此而生,那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以及古希腊英雄般的“超我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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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一部作品难点越多的时候,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创作者应该感到兴奋。因为当我们步履蹒跚、弹尽粮绝的时候,咬牙翻越了高原,前方可能就是习总书记说的那座高峰。新时代主旋律电影首先要打破的是我们对主旋律的片面定位。真正的创新不是来自于闭门造车和凭空想象,而是要去建构一种新的观念,观念的更新反过来会带动创作的突破。我相信,有一两部这样的好作品就会形成新的主旋律写作模式或潮流,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成孝湜:你提到的读书、观影、听音乐,这都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熬夜、抽雪茄、喝红酒……对编剧来讲,我觉得读书一定要杂,开卷有益。因为写《黄大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天体物理学这样的书籍很感兴趣,对于宇宙学、地理知识等等都很感兴趣。我爱读杂书,甚至有的时候会同时读七八本书。

傅逸尘:本名傅强,现为解放军报社文化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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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孝湜:逸尘兄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更深入思考的是另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怎样在新时代,保持住主旋律电影的政治性、娱乐性,甚至票房三者间的有机统一。达成了这样的统一,影片自然会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

也有许多人建议我,按照常规的主旋律人物写法,详细写他的科研工作内容等等。但我更看重的是人物情感、人物关系、人物命运,我写的是家国情,是人性的闪光点,我要通过有意味的故事,来塑造一个有性格、有思想、有情怀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的故事表达我对时代、社会、现实的思考。作为编剧,我并不承担科普的责任,这也是一部人物传记电影承载不了的。

成孝湜:这不是我第一次和父母进行影视剧合作,因为毕竟全家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创作者如果区分不开亲情和工作,最后就会搞砸一部作品。影视剧有它的特殊性,是由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运作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任务,容不得出现任何纰漏。

傅逸尘:说到塑造人物形象,我觉得当下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种误区。那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延伸而来的,对于人性阴暗面的不懈探索。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文艺作品从各个向度持续挖掘人性恶,好像不书写人性的丑陋与黑暗,作品就不够深刻。正像美国著名文学教育家、批评家特里林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如今,我们在美学上都成了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们都深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艺术理论是错误和幼稚的。但在这一信念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变得与我们所思考的文学内容一样。我们对粗鲁的思考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人性,反倒粗鲁;重复诉说我们人性中的污点只会让我们去认同它。”
我以为,影视作品不能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即我们广泛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没有历史与文化的苟且的状态,一种缺乏朴实与善良、悲悯与情怀的混沌,更不能为了追求故事的戏剧性与夺人眼球而夸大人格的卑劣与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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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傅逸尘:从喜剧《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到《国球》再到军事题材的《舰在亚丁湾》,可以说你的剧作涵盖了多种题材和类型,这样的历练,使得你对于类型化的叙事技巧掌握得比较圆熟。我以为对于当前的中国电影来说,类型化叙事是亟待过的一关。很多作品在这方面都没有做好,却要开始追求风格化的表达,导致叙事的层面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虚空的主题也似空中楼阁。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傅逸尘: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方式、观念和视野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确实是决定性的。长久以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或者视野,从未达到俯视世界的高度与境界;或言之,还没有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对世界发言,用自己的思想理论,甚至于用自己的作品去对话与影响世界。这让我想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又多次在国内国际场合反复强调和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这一思想理念其意义显然超越了理论与思想,也不是简单的世界话语权的获得,而是站在人类历史与现实的高度,为世界未来的发展与和平指明前行的方向,展现出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哲学底蕴,又充满时代的创新气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展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域,重新审视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就会发现,我们虽然一直在强调中国电影要与国际接轨,要走出去,但在思想理念上却始终是跟随、学习和模仿的状态,缺乏世界眼光,缺乏文化自信。从上述意义上讲,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无疑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此,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中国当代电影,就是一个摆在中国电影工作者面前的伟大而堂皇的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人类的视角,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是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思考。

傅逸尘: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你进入了海军电视艺术中心任专职编剧,除了日常的下部队代职、体验生活以外,2010年还随海军第五批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作战任务。丰富的军旅生活经历,对你的创作观念和写作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因此,在文艺创作上,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真正去思考无论是主旋律影片还是商业影片,怎样有效地对外输出我们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圆桌上占有一席,并且持续有效地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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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三者的取舍必定有轻有重。当前,我们似乎只要一谈到主旋律概念,基本上就要放弃票房;只要一谈到主旋律电影,就是远离娱乐性和观众。然而,电影毕竟要在院线播放,接受观众的评价。如果这部作品既无观众,又无票房,我们为什么要创作它?!我的努力方向就是保持娱乐性,保持趣味性,保持故事性。当然,有时娱乐性和趣味性会和主旋律的主题有所矛盾,但这不正是电影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我不喜欢没有难度的写作,没有难度的作品注定不会优秀,更遑论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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